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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张渐废到主张立废
舒新城说∶“光绪二十五年庚子变后，国人始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二十六年上谕京内外官条陈时政，二十七、八年之间，各督抚应诏言事者极多，而实际上影响之最大者为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之变法三疏，时刘为两江总督，一切主张多出自张，刘不过画诺耳。”13 1901年7月26日，在张、刘会奏变法三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了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劝游学。会奏先叙述了选举取士的发展过程：“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郄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如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会奏并指出察举、科举的共同特点是：“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此皆与三代学校之制不合。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晚清主兴学校者初期每以三代为据，此殆是尊古的思维定势使然，以后进化观点流行，就越来越不如此了。
会奏再论西方学校之义及与富强的关系说∶“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其立学教士之要义有三∶一曰道艺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讲解不责记诵，一曰有定程亦有余暇，一曰循序不躐等，一曰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大小各学，功有浅深，意无歧异。其考校进退章程；皆用北宋国学积分升舍之法，才能优绌，切实有据。既不虞试官偏私，亦不至摸索偶误，故其人才日多，国势日盛。”耐人寻味的是其欲整合旧科举与新学校，使科举之意入学校，学校之中含科举，新学生也享有旧日科第中人之政治性功名之良苦用心∶“统计自八岁入小学起，至大学校毕业止，共十七年——计十八岁为附生，二十一岁为廪生，二十五岁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程途考选日期外，亦不过三十岁内外，较之向来得科第者并不为迟，此大中小学层递考取录用之大略也。其取中之额，即分旧日岁科考取进学额，以为学堂所取生员之额；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优贡应请新定学堂之额，大率比本省中额加倍而略多，初开办数年，学堂未广，取中尚少。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矣。”这即意味着渐废科举，这时仍限名额。“至日久才多以后，应仿各国章程，视其学业分数以为中额之多少，并可不拘定额以昭核实而资策励，总须较旧额之数有增无减，此学堂取中额数移拨旧额，日后并不限以定额之大略也。”待新学校兴起，就不必限额了。此时天平实际上已决定性地倾向学校一边了，而倘若真的如此，此类“功名”是否还能保持旧日少而尊贵的地位呢？甚至是否还能保持旧日入仕为官的性质呢？
会奏又谈到改革科举的宗旨与方案∶“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之首务。……改章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大略系三场先后互易，分场发榜，各有去取；以期场场核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三场归纯正，以期由粗入精。……此系原本朱子救弊须兼他科目取人之意，欧阳修随场去留、鄙恶乖诞、以次先去之法，而又略仿现行府县复试童生，学政会考优贡之章。”14 虽然宗旨还是强调“有用”，但又有“永远不废经书”一条。
此前，还有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上疏列十条，其中有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等。两广总督陶模上疏列十三条，其中有整饬国子监，汰考生、减中额、定小试年限、停捐例、设算学艺学科目等。陶又有奏请变通科举折，其中说到∶“自小学以上凡涉洋务者，许参用各国之人，在学有成，小学大学均各授以本学执照一纸。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吏治、民生、军政、财政、渐可得人而理。其商学、农学、工学、化学、医学、亦皆听民间自立。仍於京师国学附列专科，学成各就所学用之。……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俾天下向学之士归於一途，庶几真才蔚起，百废俱兴”15 此折已明确主张凡学成者皆有执照，无论旗汉，无学堂执照者不得授官，而改革科举只是向废除科举过渡的权宜之计。舒新城称此折为“废科举之先声”，我们也可说这是由选拔极少数精英集中于政治一途的功名社会，转向比较广泛普及的教育、多途分流的文凭社会的先声。
其时也有明确反对骤废科目者，安徽巡抚王之春上疏说∶“科举学校当逐渐变通，不宜骤行偏废也。治国以求才为先，育才以学校为始。而群材之所奋兴，恒视乎科举之所取舍。国朝承前明之旧，向以制义取士，而名臣硕彦亦多出乎其中。……自俗儒专尚揣摩，以声调章句为弋取科名之具，遂不免为世诟病。究之实浅学之有负科举，非科举之果误人才也。……至易制艺为策论，近来洋板书籍广刻盛行，徒恣钞胥，难窥心得，故臣愚以为时至今日，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储以为世用者，诚不可以旧制自限，而要不妨即借为新学之始基也。盖凡工制义者，其於圣贤道谊，中国文理，先已晓然於中，由是而更译外洋有用之书，令求今世当亟之务，较诸颛蒙末学毫无根底者流，必当事半功倍，斯固理之灼然共见者也。议者动欲骤废科目，不思此时各府州县学堂尚未周设，或教之无其人，或立之无其费，究从何猝拔奇尤以应选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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