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十八)
何怀宏
【全文】
第三章
走向终结
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
1900年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避居西安的清廷于1901年1月29日诏议变法，着各内外大臣、督抚在两个月内参酌中西政要，对国政的各个方面发表改革意见，与戊戌变法颇不同的是，这次改革主要不是由年青新进的进士发动，而是由久居权要的上层官员自己倡议进行，且改革的内容更深且广。1901年6月3日，张之洞请降旨议改科举，7月26日，张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奏改文科、罢武科，8月29日，即有诏自次年开始，头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且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又谕永远停止武科。1 这不仅是恢复三年前百日维新的改革内容，而且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清代1900年前后约十多年的政治舞台上，张之洞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张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又是乡试解元，会试探花，担任过考官、学政、巡抚、总督，中学深湛，又久经政事历练，对改革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既注重传统的基本价值，又考虑改革措施的可行性，其事业声名不及李鸿章，却是清末最得曾国藩精神真传的一位重臣，2 在清末变革科举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反映了朝廷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故我们约略追溯其基本思想。
1898年春风云变幻之际，张之洞撰成《劝学篇》，他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因而“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3 他又引《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认为民权之说不可行，4 “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治？”，而“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张之洞注意到作为自由民主之前提的法治，并认为“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5 然而，张之洞也反对恶西法者一概屏之之“自塞”、以为中国早已有西法之“自欺”，以及杂糅中西、以为中西无别之“自扰”三种弊病，以为合适的态度是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6 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7
具体到兴学改科举，张之洞主张∶各省、道、府、州、县皆宜有学，并形成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的层次升级体制，并提出了校舍、经费筹集之具体举措∶即先以书院改为之，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为经费，不足再以僧道寺观改为之，可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之三以处僧道。8且师不苛求，渐渐过渡。鼓励民间自愿兴学，自立学会。9 而变科举一节， 张之洞认为仅仅科举之外设学堂，或者在常科之外开特科是不够的，“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所以，张之洞主张，对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筛选汰取，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於博学中求通才，三场於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复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10 张之洞又建议省去朝考，以后职官的考试文艺小楷之事也一概停免，而只讲求政事。
以上主张基本上也见于其在戊戌变法期间于1898年7月4日所上的“妥议科举新章折”中，此议虽同为维新之举，赞同开经济特科与废八股，却也表现出对改革新流弊的担忧，张之洞担心废八股会波及人们对四书五经的信念，重申四书五经道大义精，“圣教之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中，实在于此。”他强调废八股“非废四书五经也”，且考试还须有定式，否则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乃至于背道忘本，所以，经义不仅要正名、定题、正体、征实，还须闭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子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罢黜，不准阑入。”11 此奏由上谕实行，虽不久随变法失败而中止，但在前述1901年8月的诏中，除随场去取之外，皆已得实行。
但为什么上述改革还不够？甚至于很快就显得不够？为什么旧科举与新学校以及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如此难于整合，乃至难以并存？这里当然有多种原因，张之洞等局中人是否已如百年后的我们一样认识到旧科举与新学校， 实在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件事，12 是否意识到也许虽然不能不改科举，乃至不能不废科举，但此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意识到由此导致的将不止是一个制度的废止，而且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中国将进入一个全然新颖的“现代社会”，我们自然不能以“后见之明”去苛责前人无“先见之明”。但无论如何，1900年以后的形势变化，已使人们不能不走向废除科举之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