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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汪士铎《乙丙日记》：“忆寓陈墟桥蔡村时，通村千余家，并官历竟无一本，四书五经殆如天书，古或有之，今亡矣。夫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曰∶‘汝田乃田主之田，何以不交粮？’“曰∶‘交则吾不足也，吾几子几女如何能足！’曰∶‘佃人之田，交人之粮，理也；安问汝不足？且地不足，当别谋生理。’曰∶‘人多无路作生理，无钱作生理也。’鸣乎，岂非人多之患哉？”。
2 在犹豫和绝望之际，最高统治层曾试图利用民气，但结果自然仍是大失所望。
3 或可扩大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二十年。
4 有业与无业之民的划分可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页794∶“我国人有业之民，约十四种∶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官，曰兵，曰丁，曰幕，曰书，曰差，曰僧，曰道，曰倡，曰优。尚有无业之民二种∶曰纨绔子，曰乞丐。合成十六种。尚有不在十六种之内者，则江湖无赖之人，约分八种，彼中人自称曰八行∶曰经，曰皮，曰李，曰瓜，曰风，曰火，曰除，曰妖。所谓经者，如拆字、占课、相面、算命，及卖春联等，约分九类，属于文墨者也。所谓皮者，如贩卖药材、行医及伪神仙等，分十八类。所谓李者，如变戏法等，分四类。所谓瓜者，如挥刀舞拳卖艺等，分三类。以上四行，知者颇夥，盖所操技业多为王法所不禁也。若风、米、除、妖四种，皆显犯国宪，踪迹甚秘，故罕有知者。何为风？即绿林大盗，分七类。何为米？如冒充官长、私刻印玺，及假造金银等，分八类。何为除？即诈骗讹索一流，分五类。何为妖？即惯用邪术，以色诱人者，分六类。此八种人，大抵无业游民，遁而入此，彼中各联小社会，有急相助，大有共产主意，故其群能久而不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 陈独秀∶“实庵自传”，收在《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页559。
8 见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
10 同上。
11 参张达骧等文“张之洞事迹述闻”，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2 如丁文江等后来的新学者。
13 何刚德：《春明梦录》下卷。
1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5 当年全国与会试者总共8200余人，取中349人。
16 有些学者，包括一些专研近代史的西方学者，因未能上溯传统社会的历史，往往以其所见的清末民初的中国来概括整个传统中国。
17 《龚定庵全集》“古今体诗”下卷。
18 《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
19 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原才”、“原士”，卷十二“取士”、“重儒”等篇。
20 见《明夷待访录》“取士下”，其视不能自由报考的荐举路为宽（因可多途，可不拘一格），而视自由报考的考选路反为狭（其客观趋势不能不集中于一途，又集中于首场），也是一耐人寻味之事。
21 以上分别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104-106，203-204，291-301。
22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2。
23 因为在西潮压迫形成的世界竞争格局中，即便仅要求生存也不能不通过求富强来求生存。对严复此方面论述的分析可参见拙著《良心论》第七章“生生”第四节，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4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29。“原强”发表于1895年3月的天津《直报》上，1896年10月严复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要删益此篇后给《时务报》转刊，但不知何故《时务报》后未转载。
25 同上书，页30。
26 同上。这是我所见到最早明确提出废除科举的言论。
27 同上书，页43。
28 同上书，页44。
29 同上书，页50。
30 参见前郑观应语。
31 《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89-90。
32 《壮飞楼治事十篇》第六“仕学”。
33 其父湖南巡抚谭继洵光绪二十四年有“立学校之规模”与“筹科举即出于学校”二折，亦有兴学校而使科举名存实亡、不废而自废之意，但取而代之的官方“学校”尚不同于民间“学会”。
34 引自《梁启超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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