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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这里确实接触到了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即由旧科举到新学校的转变，41 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所以前者必须严格精选，限制数量，保证质量；而后者则尽不妨广开学路，尽量吸引人受教就学，各学一技，各习所业。前面我们看到冯桂芬、王韬所主张的科举限额尚不离传统范畴，他们虽然也主张立艺科、办学校，但还是以科举为主。而梁启超则主张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已不是以严限科举，而是以广开学校为主了，多设诸科只是中策，略变取士之具，改变考试内容已是下策了。他主张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不限额，不糊名，并使此学校亦寓“科举”意∶“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42 但此“科举”意实际上只能约同于“分等第”，“奖优秀”，所以，这还不是融合两者，贯彻此一主张，旧科举实际将被新学校所清除、所替代。
改革的最后尝试
以上是在新形势压迫下要求改革科举的主要代表性意见，这些意见形成了一种有力的舆论，加上一批有现实感、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的努力，遂导致了自同治初至光绪中的一系列改革尝试。
1862年，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当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1866年恭亲王又提议在其中添设算学馆，倭仁则反对招聘正途来学习天文算学。43 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又建议设立了各种军事学堂，1875年，礼部奏请考试算学，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1895年盛宣怀请设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又请设南洋公学，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初严修奉请设经济专科。然而，以上多属在科举之外“立”的措施，至戊戌变法时则对科举有“破”有“革”。1898年6月2日，杨深秀奏请厘定文体，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6月11日（阴历四月廿三）光绪帝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7日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光绪令降旨，为刚毅所阻，6月20日光绪为废八股事诣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旨，6月23日诏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亦即废除八股，44 7 月10日诏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7月19日从张之洞，陈宝箴7月4日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次序互易，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且令嗣后一切考试，不得凭楷法优劣为高下，7月25日部颂发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于各省；8月19日诏停止朝考。45 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复由慈禧临朝训政，变法失败，10月9日谕内阁∶着仍以八股取士并罢经济特科。说剿袭雷同“此非时文之弊，乃典试诸臣不能厘正文体之弊。”“试场献艺，不过为士子进身之阶，苟其人怀奇抱伟，虽用唐宋旧制，试以诗赋，未尝不可得人。设论说徒工，心术不正，虽曰策时务，亦适足长嚣竞之风。”46
值得注意的还不是改革的过程，而是这后面的理由。梁启超的观点已略如前述，在1898年5月下旬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梁启超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全民、面向世界、面向富强，他对科举的批评正基于此∶“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始。……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窃谓当闭关卧治、士民乐业之时，无强敌之比较，无奸宄之生心，虽率由千年，群愚熙熙，固无害也。无如大地忽通，强邻四逼，水涨堤高，专视比较，有一不及，败绩立见。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47
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弃八股矣。”但康有为仍相当地肯定了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乃至认为其优越于欧美：“夫自《春秋》讥世卿而选效野；汉世举孝秀而考经行；六朝至唐、宋，词章与帖括并用；元、明及国朝，经义与试帖俱行；自周与宋，曾取士于学校；经汉迄今，多试士以策论，虽立法各殊科，要较之万国，比之欧土皆用贵族，尤为非才，则选秀于郊，吾为美矣；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师于我。夫若汉之光禄四行，宋臣司马光之十科试士，朱子之学校贡举法，皆为良法，惜不见行。且凡法虽美，经久必弊。然而，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迨至明与国初，人士渐陋，然抉经心而明义理，扶人伦而阐心性，当闭关之世，虽未尽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问题在良法经久亦弊，又逢开关之世，遂不得不变。然后，康有为具体批判了八股之弊害，中心也是说其无用、无益，不能培养人才使国家富强，亦即和严复一样，是以能否有助于富强的“有用”为衡量标准，他说∶“夫人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托也。举贡诸生，为数无几。若童生者，士之初生。吾国凡为县千五百，大县童生数千，小县亦复数百，但每县通以七百计之，几过百万人矣。夫各国试皆无额，惟通是求。而吾国学额寡少，率百数十额乃录一人，故录取者百之一，而新试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总角应试，耄耋犹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试，已乃易业。假三十年之通，则为三百万人矣。故有人士终身未及作一大题，以发圣经大义者。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有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欲不成？……且童生者，全国人之蒙师也。师之愚陋盲瞽既极，则全国人之闭塞愚盲益甚，是投全国人于盲瞽也，何以为国？昔在一统闭关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则可矣。若夫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亡随之。”康有为又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48 八股既然学非所用，何不立行废弃？“此在明诏一转移间耳”，此后，“以中国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间耳。”于此可见出一种对于改革的浪漫主义态度。康有为并明确提出，以后要“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废除科举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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