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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另一高人一筹处又在其看到现代学术须与政治两分，教育须与政治有某种脱节。他批评“今日学校官制之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立念耳。”30 主张“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31 严复为我们粗略勾画了一幅人们各自奋发，国家仅予保护，各种专门之学多途并进的现代社会的远景，而其间却不幸还可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中尤其突出政治，归重政治一途的过渡时期。
谭嗣同亦批评今之所谓官“甚伙而可纪”，尤其是保举滥，捐例开，“士农工商并出于仕之一途，屠沽无赖，错杂其间”。他主张办学会，使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而“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于是无变科举之名，而有变科举之实”，32 甚至“有废科举之实”。33
梁启超也与严复一样认为∶假如中国能够闭关画界，永绝外敌，未尝不可以治天下，而且，他对清代之治给了相当可观的评价。他在1896年开始在《时务报》刊载的《变法通议》中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说∶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扬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34
在“论科举”一文中，他甚至对取代了世卿制的科举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科举敝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騃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材 。齐民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末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材。上下无材，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35
但今日与万国既通，要保国、保种、保教，则不能不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6 中国要求自强于今日，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虽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先“开绅智”，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37 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正要借助绅权来“广开民智”，先使一部分人（绅士）明白起来，再使大多数人（民众）明白起来，此时绅权尚未与民权对，而是与王权对。正是从“开民智”的立场出发，旧科举的弱点立刻呈现，此正如梁启超所问∶“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所以他忧虑一旦不再以经义取士，则儒教之经典殆几绝也。“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38
但更直接更紧迫的焦虑还是国家之救亡图存，保国先于保教。国家要救亡图存，则必须各行各业都有好学杰出之士；“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39 他并观察了昔人对科举的批评及今人的改革意见说：“昔人论科举之弊不一，而以探筹之喻为最当。所谓非科举之能得人才，而奇才异能之人之能得科举，斯固然矣。然奇才异能者，固能得之；闒冗污下者亦能得之，则将何择也？……今之为说者，每以科第猥滥，欲裁中额，以清其途；不知由今之道，无变今之法，虽进士之额，裁至数十，举人之额，裁至数人，而猥滥如故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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