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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已提出“富强”口号，但其注意得较多的尚是西人之技艺，至于对西人技艺之后精神、价值观念的认识以及对富强目的与手段的阐述，自然远不及在英伦留学多年的严复。严复1895年2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他说∶
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夫天地之物产有限，而生民之嗜欲无穷，孳乳寖多，镌鑱日广，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耕凿焉以事其长上，是故春秋大一统。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秦之销兵焚书，其作用盖亦犹是。降而至于宋以来之制科，其防争尤为深且远。取人人尊信之书，使其反复沈潜，而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悬格为拘矣，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下愚有或可得之庆，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至凡有思虑之伦，吾顿八紘之网以收之，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颓然老矣，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平争泯乱之至术，而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则圣人计虑之所不及者也。虽然，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则神州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有补苴之术；萑苻虽夥，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郅治乎，亦用相安而已。22
严复在此指出了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与“日进无疆”的西人不同，中国“圣人之意”主要在相安相养，止足防争，天下太平。假如西人不来，未曾不可有相安之局，但西潮既已来，中国就不得不被驱向谋求富强之路了，23 而要求富强，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学术文化就不能仅仅是人文的、文学的，而是要包括各种自然科学与技术，乃至以后者为主。所以，严复1896在“原强”修订一稿中总结说∶“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24 严复指出旧日学校科举精英性的特点说∶“至于吾民，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25 严复且认识到此一新途难与旧制并存：“今者物穷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26
严复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亡，而变莫急于先废八股。其“救亡决论”一文主要就是批八股。他说，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并从知识、道德、社会后果三方面指出其大害有三∶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但其所批主要还是在世俗和流弊。严复揭出旧科举的两个目的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然而他认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27 这就在旧目的之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实用以臻富强了。即已带入了时代的、亦即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与其前所述中国古代圣人之意已经迥然不同了。集中体现为“富强”的“有用”并非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而是新引入的价值标准。严复以此衡量旧学，则自然认为不仅八股制艺，举凡古文考据，汉学宋学一概“无用”、“不实”，当然，此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28 所以，今日皆宜束之高阁，先考虑如何救亡。“且天下唯能者可以傲人之不能，唯知者可以傲人之不知；而中土士大夫，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意若谓彼以富强，吾有仁义。而回顾一国之内，则人怀穿窬之行，而不自知羞；民转沟壑之中，而不自知救。指其行事，诚皆不仁不义之尤。以此傲人，羞恶安在！”总之，驱夷之论不可行，则不能不以西学为要，“求亡之道，自强之谋亦在此。”而严复并非单线思维，以此纯为奔向光明而欢欣鼓舞，这正是其高出常人之处，他感觉到“运会”之大力，“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自今以后，“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29 茫茫大海，漂漂浮萍，只能委之运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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