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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士风及社会风气者
以上情况不能不影响到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如1893年1月2日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又1893年5月3日∶“吾乡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同年6月22日∶“吾邑应桐封书院课者，生有三十余人，童二十余人，尽心作文者不过数人而已。或直录成文窃取奖赏、或抄袭旧文幸得膏火……。”
而功名一途也名器甚滥，士风浇薄，如1897年2月16日记∶“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或金顶，或砗磲石顶，或水晶顶。究其顶戴之来历，彼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吁！名器如斯，宜乎读书者之少也。”又1901年10月27日∶“为赔汉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职者纷纷，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滥，如此其极，无论至贱之人，亦有官职在身，良可慨也。”1901年11月15日∶“今岁七、八月间，各处捐赔汉款，士多借此捐纳职官，富者以己之捐项，贫者借人之捐项，温饱者买人之捐项，以百金买千金，如是者纷纷。”
以上描述展现了清末一幅民生凋蔽、士人亦惶惶然的画面，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个自身已经数百年流弊，又遭遇数十年西潮轮番冲击，内忧外患下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已入衰态的传统中国，而并非是处在其盛期或者常态中的传统中国。近人所耳闻目睹的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中国，它仍属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但以之概括全部传统社会的历史却显然不妥。16 一百多年前，龚自珍于吴市偶得康熙三十年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神游于往，赋诗曰∶“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准，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17 康熙年间的中国之承平景象，确非道光年间的中国所能比，而道光年间的中国之尚能相安，也远非光绪年间的中国所能比，其后则更勿论矣。
改革科举的意见
以下我们将观察清代废除科举前四、五十年间朝野的主要议论及科场改革，尤其注意那些与传统的批评及改革意见不同的新看法，新理由。晚清文字言语之禁已弛，士人多已敢放言，有一“夙有狂名”的举人饶廷襄说科举一途是明太祖有意禁锢败坏天下英雄才人之举，冯桂芬则认为验诸史实，此非正论，但嘉道以降，时文取士之功效确已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乃至等于探筹，所以，“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他认为，考试取士不过是区别人之聪明智巧高下而已，试诗赋，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诗赋；试经义，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经义，故所试异而所得仍同，但如果所试之事太易，则难辨聪明智巧之高下。所以，考试内容要有一定难度，这样，中材以下的人可知难而退，中材以上的人可奋勉而进。而所谓难者，不外乎经解、古学、策问，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且先汉学而后宋学，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考分校 ，搜检加严。18 总之，是提高难度，此基本上还是欲以传统方式减轻人累，而其“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基本上仍不出传统范围，但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篇，却显然是对西湖涌入的吸纳回应，虽然所重还在科学器用，目的在“以夷制夷”。
王韬十八岁即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太平天国期间先是向清廷献策，据说又曾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他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避居香港，又游历英法，对西方有了较切实的认识，力主变法自强，但其论科第仍不离传统大体，他引何镜海言说∶国家之所以岌岌可危，在于“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又引管同之言说∶“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今国家之于士，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而士遂为人所轻。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又于考试之外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至于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者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者皆少。19
郑观应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论考试”一篇则谓∶古乡举里选宽其途以求士，严其制以用人，降而唐、宋，却严于取而宽于用，“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妄不无忝窍。”此意是承黄宗羲的看法而来 ，20 但郑又叙述了西人设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无不兼习各门科学，试为各种至贱至粗之事，“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中国之士专尚制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此无用之物，国家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岐，以致言行不逮也。”然而，郑观应并不主张废文科，而只主张分列经史、策论、诗赋、政事四科以拔真材。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考试”篇中，郑观应又一次强调“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说以之入仕的时文不能用于内政外交，而一旦入仕者又尽弃其所学，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在改革方面，这次他提出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而看其所列西学，主要是天、地、生、数、理、化一类自然科学，考取后曰“艺生”，此科亦即所谓“艺科”。又建议全国州县设小学，府、省会设中学，京师设大学。认为西人籍各种西法已臻富强，中国步趋其后，较易见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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