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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生计者
人们的生活在光绪年间已明显不如同治年间，如1893年2月7日所记∶“犹记忆同治年间，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而贫穷之家，寥寥无几。迨光绪初年遭大荒后，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到处皆墙倒屋塌，气象凋零，人人嗟叹无钱，莫能度日为生。今日者去荒年已十四、五岁，世势日觉贫穷，人情愈觉浇漓，即如生意之家，每年到此时收账，前数年欠账者甚少，迄于今，欠账之人，不惟不还，甚且有欠人钱而以为无者，然此亦由贫穷所致也。”不仅缺钱，饭食也压缩到吃一顿是一顿的地步，如1893年12月11日记∶“朝食朝买，午食午买，晚食晚买，如此人家一乡总有大半。”生计日蹇于剃头之类小事亦可略见一斑，1894年2月2日（阴历腊月廿七）记∶“巳刻，适剃头部，只是一里老剃头，余问剃头工人曰∶‘此数日宜多剃耳？’工人曰∶‘尚少，’余曰∶‘比前岁若何？’工人曰∶‘前数年一过廿三日，每日剃头者接踵而止，吾等四五人自朝至夕，无一刻暇隙，天未晓吃早饭，二鼓后始能吃午饭，去年虽不若前数年，颇觉可以，今岁只吾一人，自廿三日以来，犹常常坐之。’”
一方面货币贬值，如1897年7月31日记∶“吾邑钱数从前九五周行，浸浸而九十文，浸假而八八九矣；浸假而为八五六矣。迨于去岁，不惟钱数之滥，更有奸商从外贩来小钱甚多，凡周行之钱，每百钱中有小钱二三十文。今岁更甚，小钱、大钱参半周行，百姓苦之。”另一方面物价却呈腾飞之势，如1901年4月12日记∶“当此之时，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觔面六、七十文，且非止此也。觔葱三十文；每觔菜一、二十文；生姜每觔三百文；每觔猪羊肉二百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二、有关科举及出路者
科举之路日见狭窄，如1893年10月17日记∶“中举一事，若登天然，太原一邑应乡试者九十余人，未尝中了一个。”又1895年5月6日∶“三晋西馆下会试场者共十人，俱落孙山之外，同人皆曰∶‘吾等寓此，令馆减色。’余曰∶‘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又1898年5月2日∶“山西来京会试者三百八十余人，所中才十一名。”15
教馆者也处境悲惨，如1893年6月21日记∶“半途遇一教书人，……备言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钱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真苦之至也。”又1896年3月17日∶“前岁定馆时言明∶及门者四人，看文者一人，修金一百，馔皆东家备办。此外尚带外徒二人，小儿一人。今者来馆，东家又荐一人及门，未曾言修金多寡，此亦够吾办理矣，世之舌耕者不少，余亦与之为伍耳。”1896年3月24日∶“教书一事，累人太甚，今因母亲大人之病，而去来不能自如，殊令人闷闷。”1896年6月24日∶“谚云∶‘家有三石粮，不作童子王。’盖深知教学之难也，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口之需，即可不从事于一途矣，盖此事不但耽搁自己工夫，而且大损己德也。”1896年12月28日∶“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1897年4月30日∶“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
不仅应试难筹旅费，侯得官职后也须再筹资金，如1897年10月25日记∶“郝济卿来函，言其来年无志公车北上者，其故有二∶一、因数年未曾作文；一、因资斧不给。”又1897年10月15日∶“王锡九今晚来看余，言∶其起服文书到京，只因费金四两未绞[缴]，部吏阻隔未能起服。虽有教缺而未能补，必须再费一二十金，方可起服。吏之作弊不亦甚乎？！锡九大挑二等以教官用，于今十年方才赶上得缺，而且有此阻隔。仕途偃蹇亦何至此！”
因此，进入本世纪后，欲应试入仕者也日见减少，如1903年1月13日记∶“吾邑于本月初四日开棚考试童生，应童生试者才二十三人，较前锐减太甚，去日考试完竣，余初应童试时尚百数十人（光绪三年），是岁晋大祲，光绪四年，余入泮，应童试者尚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去岁犹垂四十人，今岁则减之太锐，学校衰微至是已极，良可浩叹。”又1904年7月22日记∶“去日在徐沟见考试之事十分萧疏，士皆无甚精神，而应童生试者甚少。太原、交城、清源三处均有余额，榆次甫足额，祁县、徐沟二处皆不足额，冒籍大半，始足其额，六处统共二百八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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