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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士人本身质量也愈来愈成问题，士风日趋卑下。如陈独秀回忆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7 试期士人常聚众闹事，当时一般市民不太敢惹他们，地方官员也因害怕耽误考试大典而尽量求息事宁人，对士人此时言行不无姑息偏袒。又钟毓龙回忆说∶不知起于何时，第三场乱号竟已成定例，至壬寅科（1902年），二场就乱了，其原因大概是三场考策论，大多数士子未尝梦见，非求救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二场‘五经’亦不熟。壬寅科头场史论五题，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故二场即乱，官员强欲整顿，又虑激成事变。他参加的癸卯（1903年）科为最后一科，所见有三事∶1.头场拆魁星。即头场末封门之前，就有考生上明远楼将塑像之头拆下，抛掷以为戏；2.二场捉枪手。去年已中式之费某被怨家召人从号中曳出，后提调审讯，故意指其是冒充费某，仅枷号示众，否则须正法；3.三场许多士子偷号灯，甚至有公然提灯出者。“魁星”本为应试士子最尊重敬畏之对象，此时却已成其中一些人手中揉捏玩弄之物，足见科举之神圣已去，此正如钟毓龙所言：“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8
如此入口既堵塞，出路又狭窄，士人无行，量、质互累，科举在其最后一朝──光绪朝最后三十年的地位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如胡思敬谈到：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9
而光绪朝最后十一位状元的遭遇远不如前亦是一证。“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10科举末科状元刘春霖按惯例得魁后到各地“打秋风”，连在张之洞那里也受到相当冷遇，11 后于四十年代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清末年青士子，在新的风气影响及有见识的父兄乃至官员鼓励之下，许多人已改进新学堂，乃至出国留学而不愿再应科举，12 或者脚踏两只船。
最后，科举的衰落也反映到贡院的凋败上，何刚德回忆说：“ 京师贡院，余会试时已极破坏，号末座位离地仅及尺，号壁崩蚀，棹板不能安，每以带悬板於梁，以置笔砚，可谓苦极矣。雨天滴漏，尤为不去，每科必有工程，余念过来之苦，於承修时，曾於应修之号，各捐灰一斤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将全号屋顶一律刷之，以致无从复验，偷减掩饰，愈修愈坏，后经全体改造，焕然一新，余亦与其役，当未改造时，人言明季因修贡院而国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旧贯为宜，当时多以迷信斥之，谁知国未亡而科举先废，亦可怪也。”13
一位乡绅所见的清末世变
下面，我们再来观察一位一直生活在晋中乡间的士绅日记，以对科举被废前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内地基层的变化有一比较具体和连贯的印象。作者刘大鹏（1857—1942）1894年中举，以后三次会试未中，一生未做官，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自己播种，耕作，仅收割时雇几个农夫，并在太谷县一票号商人家中任塾师近二十年，其日记对晋中地方士风民习，人们生计出路记之甚详，现仅分类摘引有关生计、科举、士风可见世变者若干条如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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