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十七)
何怀宏
【全文】
第二章
衰落与改革
中国在晚清未遇西方前已陷入某种传统王朝经常遇到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由于外部的刺激而起，而还是内在矛盾的爆发，战后虽有短暂的中兴，但由于新的时代因素的介入，传统制度已难凭自身走出这一危机，结果就是不仅科举制度，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被打破。但是首先覆灭的是科举却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具“现代性”、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却必须在中国想进入“现代化”时最先被废除，这真像是历史的揶揄。
晚清科场的衰落
清代康熙朝是一个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统治层最有生气也最有信心的朝代，雍、乾两朝承其积累下来的国力并予以展开，使繁华与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到乾隆晚期，内囊已开始上来。当道光年间中国与西方大规模冲突之际，不巧正是一个西方解脱羁绊、发展气势最盛，而中国却正接近一个王朝的晚期，是一个积弊已多、积弱趋深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几次入侵使中国的元气受到了严重斫伤，而在沉重的人口、生计的压迫下，1 由华南贫瘠之地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尤其使中国最富庶的一角——东南部的经济实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在此之后，在一批最早有所觉悟的官员的艰苦努力之下，仍然有过一个短暂的同治中兴，但毕竟，这样一个老大的帝国适应新形势的调整速度远远赶不上西方进逼的速度，乃至也赶不上急起直追学习西人的东邻崛起的速度，光绪初中法战争的刺激，把一批原先的清流党（多为翰林）也驱入了适应改革的潮流，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更使朝野震动，使整个士绅官员阶层都受到一次深深的震憾，于是就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如果说上次是居清要的“翰林造反”，这次就主要是刚入仕的“进士、举人造反”了，这次维新表面上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其后深藏的社会矛盾及危机并未解除，所以在经历了庚子事变之后，2 从1901年起，朝廷实力派自己发动了改革，而这次新政改革的规模与深度，实已远远超过仅仅三年前失败的变法维新，其中就包括废除科举。
现在我们想再描述一下废除科举前的社会情势，尤其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前后十年的形势，这十年是传统中国真正在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十年，3 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传统士绅官吏的社会中坚地位此时仍然保持着，但由晚清战乱及训练新军而催生并加强的新的军人势力已开始上升，商人、企业家、及至专与西人打交道的买办阶层也崭露头角，不同于传统文人学士的新知识阶层也借助报业、出版、学会等开始形成，新式教育和学校也在开始探索过程之中。但在社会下层，在广大的农村，基本的体制依然如故，只是绅士越来越城市化，其在乡村的权威和影响力都趋下降，“不在地主”越来越多，人口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内战造成大量死亡之后又迅速恢复，并超过了原先水平而居高不下，流民越来越多，总的说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也有一些暴发户出现，在传统以“四民”为主体的有业阶层之外，无业阶层的人数大量增加，4 产业工人1894年有10万人，到1912年增加到66万人，但与众多的农民相比还是区区之数。不时爆发的民众运动与骚乱大部分是由秘密会社煽动起来的，旋起旋灭，5 而孙中山的革命组织的力量尚很微弱。但一种普遍的忧虑，焦灼不安的气氛却笼罩着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多数人也感到生活不安定，前途莫测。总之，社会的各方面都已出现一个过渡期的各种征兆。
我们下面着重来看一看科场的情形及其在社会上地位的变化。晚清出现的新情况∶列强的侵略及战争赔款，大规模的内乱，不得不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如练新军）等等，都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已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状况。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了。
何刚德如此描述晚清入仕之途的拥挤∶“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於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於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过去举人於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也。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再说进士，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主事一途，光绪年间，非二十年不能补缺。何刚德说：“余十四年而得补缺者，因在吏部，较疏通也，中书一途，欲升侍读，与主事之难同，至於补缺后，截取同知，分省候补者，则与即用知县等耳，惟翰林一途，当时最为活动，每科学政十八人，正副主考三十六人，乡会试房考各十八人，每科有九十人之差，而当时翰林不过数十人，以之分派，每科一人竟有得两差者，宜其优胜也，乃至光绪年间，长短大小之差，仍是此数，而馆选太滥，人才拥挤，考差者竟有二百余人之多，平均牵算，每人约须九年可得一差，且得一差而若系房差，则九年之中，只得数百金而已，试问如此养士，如何能济。”因此，何刚德感叹说：“古者学古入官，谓官必须学古，而后可入也，然官有限，而学古之人无限。学古者必欲人人入官。则天下乱矣。……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二百余年，粉饰升平，祸不作者，不得谓非科举之效，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御世之术，饵之而已，乃疏导无方，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特一着之错，不知不觉耳。”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