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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这方面可以说是道家表现得更突出，但儒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参王夫之《读通鉴论》“明帝七”所言：不必政府劝学、士自劝也，农亦不必劝，劝农常常反以伤农。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中册，页522。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2年”条。
39 即以“凝定”科举的唐开元、天宝年间为例，独孤及说：“开元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缙绅闻达之路惟文章”。梁肃说：开元中，“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权德舆说：“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杜佑说：“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沈即济说：“开元、天宝之中……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转引自吴宗国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169-170。但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也正如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中所说：“开元、天宝之间，海内和平，君子得从容于学，于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化流于苟进成俗，故倚道者寡矣。”
40 林纾：“闽中新乐府”：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69。
41 见杜牧：《樊川文集》卷9。
42 张士元：“书张佩聪事”：“余所居西南数里，明末有张佩聪先生，名嘉玲，师桐乡张杨园先生之学，居家造次不违礼，一日赴乡试，见士入闱者必先露索，二人夹持之，惊曰，国家取士，上为公辅，下为百司，不加徵聘，而自往就试已卑矣，乃防其怀挟书策，如闻盗贼邪，吾不能受此辱，遂去，终身不应试，夫三代选士造士之法沿及汉时，犹有乡里推举者，已乃加之考证，亦至公之道，不可易之制也，从而搜索之，则为法始密。……然搜索虽密，而怀挟之弊仍不能绝，则惟有教之以自重而已。”
43 如曾国藩就没让其子曾纪泽去考，又其不主张其弟曾国华继续参加小试。
44 由于这是晚清最后三十多年的科举，外患内蹇，人口与经济压力很大，锡、金又系人文荟萃之地，竞争激烈，所以估计全国生员取中时的平均年龄会比这为小，以下举人、进士情况亦如是。
45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页93、121、125。
46 如张骞后期几次考试都是临时抱佛脚，他大部分时间在社会上做事。又梁启超说他十九岁以后就不怎么在八股上用力了。
47 此问题拟另外分析。
48 有许多讽剌不会读书的“读书人”的笑话，包括一些财主子弟，如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所见。
49 迨至晚清，尚有商人叶成忠、杨斯盛乃至乞丐武训的兴学，而吾乡江西的进贤、吉安一带，重视教育的风气至今在乡间犹存。
50 转引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页10。
51 参见李铁∶《科场风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又其书说这114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页175。
52 《王文成公全书》卷32“年谱”.
53 转引自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页81-82。
54 徐珂∶《清稗类抄》第二册，页600。
55 同上，页639。
56 同上，页655。
57 同上，页667。
58 转引自徐一士：《一士类稿》∶“左宗棠与梁启超”。
59 李调元辑∶《制义科琐记》卷二，页53。
60 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页649。
61 一般达到这一水平就不易往下掉了，当然要往上升一点也不容易，且要费大力。
62 焦循《雕菰楼集》卷二十三亦述其父语：“乍闻科名，有敲门砖之目，谓不必原本经术，但求涂饰有司耳目，便可骗得，余甚骇之，不愿子孙效之也。”但此“敲门砖”有特定之贬义。
63 《钝呤杂录》，转引自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
64 最近的一个例外是：一位老资格的翻译家冯世则在《读书》1997年第9期发表一篇文章“托福，还是托祸？”，他批评当代大学的英语教学已倒退到语法翻译法和单字记忆法，而究其根源，是因为大学英语教学已随着“托福”的指挥棒舞转，而这种考试方法其实至多是应试之道，而不应是为学之道，以这种考试方法为学容易割裂语言整体，偏离学以致用的道路，所以作者感叹：真不知我们的英语教学所托是福还是祸。
65 参见《读书》杂志，1992年第9期。
66 凡是应试的东西，就不可能对之寄予太高希望，不仅八股是如此，诗赋也是这样，如韩愈说：“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使古之豪灵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见“答崔立之书”。
6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
68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页509。他在1985年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研讨会上又说：“我看到，经济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类社会没有一个是平等的，当今世界上没有，在历史学家们掌握的历史上也没有。”他用社会的动物性来解释这一基本问题：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在集体中生活，他便是这个集体的受害者，没有不平等，没有等级，也就不成其为集体。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后果。参见《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附录”，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69 韦伯等许多社会学家都指出在现代社会官僚制有加强的趋势。
70 林德布鲁姆认为：民主理论有两大派，一派认为“民主”其实是一种被统治者挑选和罢黜统治者的制度；一派认为“民主”应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政权和其他权力运作的制度。前者如熊彼得认为民主就是一些人通过选票争取统治权；波普尔认为民主的最重要意义是在于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手段把一批不称职或不合适的决定政策的官员们罢免掉（而那些只是执行一般事务的公务员或者说“吏”则可保留不动），以另一批人们来替换他们，如果这新的一批人再不行，还可以再通过和平的投票选举的手段把他们替换掉，因为有这一层制约，也就可以促使当轴者不能不对选民的愿望和利益有所顾及。在我看来，民主的最重要功用正是体现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现代民主（现代选举）注意的主要还是出口，是换人，它在和平替换方面是颇成功的，但在选人方面却并不那样成功；而中国古代的选举则注意的主要是入口，是选人，它在选人方面颇为成功，但在替换方面却不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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