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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十五)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与“托福”作一比较来进一步说明八股作为敲门砖的性质。我们知道∶“托福”(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Language"的简称,即“作为一种外语的英语考试”)常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用作接收外国留学生时衡量其英语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也可以说,可被外国留学生视作要进入美、加等国大学的一块“敲门砖”,为了方便用电脑客观、准确、快速地判卷,托福的听力、语法、词汇、阅读部分用的都是选择题,每道题可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故考生纵不懂英语平均大致也能“蒙”对四分之一(当然这样的分远不够格)。此法行之已数十年,虽陆续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不变,也未听到过多少大的抱怨,更勿论激烈的批评。64 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又不能没有。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同样,大概也没有那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来学习英语,他知道,考好托福的主要工夫还是在托福之外,是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他只会花一段时间来集中训练一下托福的技巧;大概也没有那个学生会在已拿到托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学录取之后,还孜孜不倦地毕生致力于训练托福,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已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唯独咎八股?
  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所以,有人称八股为“中国一绝”(金克木),美国一位哲学家寒哲感叹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种对人文经典知识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65 然而在中国却有过这样一种考试,这就是以经义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八股也许力难胜任出最好的文学、出最好的思想、学问或者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至少它履行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功能看来却相当有效。66我们是否还能对它寄托比这更高的期望呢?它确实还可以有一种训练某种文学的欣赏水平乃至自娱、自得的意义,但它主要还是一块“敲门砖”,弃之可也,拾之可也,先拾后弃乃至先弃后拾均可也,而不管它有多少毛病,无论如何,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对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并不需要很长,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如凌廷堪,少学经商,常为人所骗,母使从事於学,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但他生平不好八股文,不肯去学,入都见翁覃溪先生,翁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陈康祺于此评论说:“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辟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竟也。”67
  余论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Braudel)在其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中写道∶“无论怎样进行观察都只能表明,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68 我们常说现代社会是“平等的社会”,但现代社会的“平等”迄今为止也许主要只是表现在普遍流行观念、社会经济利益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以及在制度和政策的价值取向上顺从民意,或者说顺从多数,表现为一种程度不同的形式的机会平等,“权利的平等”,而实际的状况、首先是政治的权力、权威则还是,也许从社会的功能而言也不能不总是处在一个复杂乃至悬殊的差别系列之中。69 那么,如果决定及实施政策的官员阶层永远只可能是一个少数,即无论怎样选择和监督他们,选上来的总只会是少数,且在他们被选中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还必须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权力,方能履行他们之所以被选择的功能,那么究竟由那一些少数居于上层,通过什么方式选择他们,监督他们,制约他们,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和平地罢免或者替换他们,而不是侈谈“民主”、“公意”,就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了。70 而其中最优先的又是如何选择。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去,其族绝矣。”71自唐以后,无论孤寒还是世族,要上升或者延续,就都必须走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应科举一途了。社会越来越归重于“学而优则仕”、“文而优则仕”。邓嗣禹说:“清代保荐之制,尚须略行考试,即宗室八旗,亦贵笔帖式出身。故明清以前,登仕籍者,皆比较为解律例治文书之人。知县大都进士举人出身。舍元朝外,未有为官不识字者。当此数朝,官场请托之习,固非绝无;然欲将未经科第之私人,纳诸要津,予以高官美爵,殆不可能。” 72
  如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是∶传统中国的选举制度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其他形态的社会的选择官员方式比较起来如何?传统中国社会的上升之道与其他社会的上升之道比较起来又如何?这主要应是一种认识论方面的工作,然而价值的问题大概也会不可避免地时常涌现其间而引起我们的注意:73 究竟那一种选择方式较好呢?如果说“学而优则仕”不好,那么,是否“学而劣则仕”甚或“不学而仕”就好呢?如果说由有文化的读书人任官不好,是否由不读书的人任官就好呢?
  美国民主制度最重要的阐述者和奠基人之一托马斯·杰弗逊 在1813年10月28日致约翰·亚当斯的信中说:“我同意你的说法,即人类之中有一种天然贵族。它产生自美德与才干。……还有一种是人为的贵族,他们仰仗的是财富和出身门第,既无需美德,也不要才干。……我们是否可以说,那种能够最有效地、毫不掺假地把这些天然贵族选进权力机构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在你看来,最好把那些假贵族放到一个单独的立法院里。……我则认为,为防止这种人生惹麻烦而把权力交给他们,无异是武装他们去干坏事,……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各州宪法中所规定的,让公民实行自由选举,他们会去伪存真,把真假贵族区分开来。一般说来,他们会选举那些真正优秀和聪明的人。” 74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与孟子所说的“天爵”、“人爵”作一比较。75 但杰弗逊的这一预期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看来却并未完全如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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