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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文之难售，八股之拖累人，亦是人为造成的，即由于人多之累。47 八股本身也难也不难，难是由于其形式容有多种变化，无穷花样、风气会转移，格调也会改变；不难是由于其基本形式并不难于掌握，尤其对确有文学才华而又尚肯努力者是如此。这使中国的科举之学（举业）确实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特点，即同授于一师，同处于一馆就学，花同样的时间学文，水平却可能悬如天壤，鲁钝者即便在私塾多年也仍然只是等于无谓的陪读。48 由于八股所考确实不单纯是一种知识，而主要是一种能力——深入理解经书和巧妙驾驭文字的能力，这就不单纯是靠后天努力就能成就的，而一些勉强习举业者往往在多年努力之后，既放不下架子，又缺乏知识和技艺去从事他业而结果一事无成，这些人就可能由国家升平时的点缀变为国运维艰时的累赘。
当时的人们要比今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有“读书种子”和“非读书种子”的种种区别。人们多接受这一事实：不具备某种起码的读书作文的才能，再学也是枉然，而此种才能又非金钱、权力、家庭优越环境或某种其他方面的技艺、才能乃至狡黠、冒险气质所能直接换来，所以常有世家败落，而一些穷乡僻壤赤足读书孩子却屡屡从田间走入书斋，又从书斋走入上层。“通经得仕”、“学古入官”也就有了源远流长的动力。流风所及，传统中国的乡村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教育，兴学、助学的义举也层出不穷，49 在科举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也相当浓厚，无论现任官员还是荣归故里的已致仕官员，对本地的文风都相当注意，对已出的人才如数家珍，而对潜在的俊杰则关心扶植，由此遂形成扎根于下的地方文化景观。
以八股取士的考试确实使文才、学识处于优先的地位，从而使人文学者、风雅之士比其他方面的有才者更为突出，甚至有时堵塞了有其他诸如经商、打仗、技术发明等才能的人上升到最佳位置，这些人只好别寻蹊径，但也不是全无机会。例如宋朝的马仁，他 “十余岁时，其父令就学，辄逃归。又遣於乡校习《孝经》，旬余不识一字。博士鞭笞之，仁夜中独往焚学堂，博士仅以身免。”马仁曾经一度为匪，但后来还是成了将军。又如《太平广记》卷24“萧静之”载：“兰陵萧静之，举进士不第。性颇好道，委书策，绝粒练气，结庐漳水之上，十余年而颜貌枯瘁，齿发凋落。一旦引镜而怒，因迁居邺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数年而资用丰足，乃资地葺居。”又宋人王庭珍，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一个兄弟已成进士，另外两个兄弟也是当地的著名学者，但他“不喜龌龊为章句书生”，也不想升入府学，因而把学校和学者生活一并抛弃，后来竟也非常善于赚钱。50
由于各种才华和智力具有相当的关联性，所以，也不是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才俊之士间从八股之道出。即以清代114个状元论，其中有迷恋天文数学的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有近代最初的矿产实业家、嘉庆七年状元吴廷琛；有近代植物学的先驱，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吴其浚；有著名的实业家、光绪二十年状元张骞。51 其他如民国时期的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熊希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大法官沈钧儒、教育家蔡元培、出版家汪康年、张元济等，也都是从清代进士中走出来的，首任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是举人出身。说明从科举中也并非不可能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各种人材，只要这些人智力才华确非一般。
有才者是否容易早得科名？应当说确有相当一批是很早就得了科名的，如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宋代大儒都是少年即得科名。八股定型以后，如王守仁（1472-1529）早年曾泛滥于词章，并不以“读书登第为第一等事”，52 即便如此，他十八岁始学八股，二年后即在浙江乡试中得举，其后又曾出入于佛老，沉醉于格物，却仍在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七岁时即成进士。清代也有一些很早就得科第的人才，如徐元梦、朱珪、彭绍升皆年十八就成进士。徐世昌、谭延闿、沈钧儒，蔡元培等也都是二十几岁就成进士，梁启超十七岁、陈独秀十八岁即中举。
但自然也有晚得科第的人才，清中叶以前如姜宸英年七十三、查慎行年五十四、沈德潜年六十八方成进士，晚清如张骞也至四十二岁方成进士，还有些人会试不第后索性不再考了，如王闿运。各人文章的风格有不同，而有的风格容易早中，有的风格可能晚中，如王缑山说，举业之文，大抵明润象春，而柔嫩亦象春；畅茂象夏，而秽杂亦象夏；高洁象秋，而萧索亦象秋；老成象冬，而闭塞亦象冬。这四种风格并无高下，各有利弊，但文章得春夏气多者，较容易速售，而得秋冬气多者，又可能久滞。53 但早发者可能迅速枯萎，而久滞者或能持久。有些人善于考小试，做截搭题，动辄得案首，但却难售于乡会试，而有些人（往往是大才）则小试辄不利，如曾国藩小试七次，康有为小试六次方通过，但一旦通过小试，则常乡会试连捷。如江宁邓廷桢少年时屡踬於童试，他读书于瓦官寺，攻苦弥甚，曾於室中拟联以自警云∶“满盘打算，绝无半点生机，饿死不如读死；仔细思量，仍有一条出路，文通即是运通。”结果不久即考上生员，旋举於乡，联捷成进士。54
还有的不利甚至可能是因为太能而不中规矩，或者太认真，太想在试卷中尽展才华而反而不中，如马世琪以工制举文名於江南，未遇时，某年应乡试题为“渊渊其渊”。马求胜之心太切，不肯轻易落笔，至次日，还没写一个字，时已放牌，举子纷纷出闱，马只好放弃，却口占一诗题於卷曰∶“渊渊其渊实难题，闷煞江南马世琪。一本白卷交还你，状元归去马如飞。”显示出了他的信心。55 确实，只要他们认识到了这种情况，适当调整就不难成功，马至后科即联捷，大魁天下。这还可从另一面的例子反观之，龚自珍、林旭等都是才情豪放之士，但他们得第之文却都是循规蹈矩，如“林旭，生而颖异，其文则绳趋矩步，无一奔放。”56 又有人见到嘉庆乙丑春闱第十房同门录，上有龚自珍闱作，三题为“夏曰校，至小民亲於下”，其小讲云∶“昔者三代之制，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学六书九数而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并不怪异，其首、次两艺，气格尤醇简，所以有人说：“此在定庵，盖已俯就绳尺矣。”57 因为在此优先的是中式而不是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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