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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股主要是考一种理解经典及组织文字的能力，要求理法与文辞兼备，故学者与文人在考试中较占优势，而兼具政治才能的人则更在入选后的官职擢升中占优势。但在此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传统的中国国家形态并不象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今人看来，它的国家能力是很弱的，很多今天由国家处理的事情过去都是由社会、由民间自行解决，所以，传统中国也就有了其他文明所罕见的一身而兼学者、文人、政治家三任的官员。学识、文才、政治三种才能虽然相异，又毕竟同样作为智力而有相通互渗的一面，尤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仅在某一个方面极为突出的天才极少）。而且，重要的是在于，我们不宜以现代国家所需人才的类型和数量来要求传统型的国家。对于传统中国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来说，它可能并不太需要那种过于精明、强悍、与道德与文化水平失去平衡的政治才能，甚至无需太注重遴选很能办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与许多人的看法相悖，人们一直说八股无用，不能选拔到能干的政治人才，而我却说倘非危机时期，传统中国可能无需太多太能干的政治人才，而这种无需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种正常乃至繁荣，繁荣的一个标志就是文饰增多，就象建筑物，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往往就是其无用（不实用）部分最多的建筑（当然也需精巧安排），无论如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能够有一些不实用，非功利、非政治的东西还是幸运的，对大多数个人的生活来说这更不失为幸运。
因为，在其占统治地位的治国思想中，实际有一种相当深厚的自然无为，清静自化、让人自为之、自养之、自竞之的思想，37 乃至科举，也主要是让人自谋之、自竞之、自请先生、自筹经费，而不是全由国家给包下来。所以，在古代中国，太平年景并不需要多少政治干才，太多的管理可能还适足以扰民。君主的期望也并不总是很高，如977年宋太宗宣告：“朕欲博求俊乂 於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38 一个才华主要表现在文学、学术的人和平时期也就颇能胜任其政治职务，而对学术与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有可能淡化一个官员对聚敛财富的欲望，转移他的视线，使之不会去一心一意地搜括民脂民膏，因他确实另有事可做，另有为他看重，也为社会所看重、他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可做，且不说儒家的学问还一直是一种约束利欲、端正品行的学问。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政治人才按理说应当通过“试之以职”，才能最好地发现和培养，但实际上又不可能普遍地对所有愿意从政者都授与职务来进行考察，这样做的成本显然太高。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于是就不能不有一个初选，仅选择一些人来授之以职，科场就是这样一个选才之地，它并非一个养才之所，养才是在高层，是在人们成进士之后，如钱穆所说，明清翰林院就是这样一个培养高级政治人才，使之暂不领实职，而是暂居清要习练政事的场所。
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中，征服欲和扩张欲不是很强，而是更为追求一种天下的太平和文化的繁荣，于是在和平繁荣与科举兴盛之间就有一种密切的联系。39 政府求政治、军事人才甚急的时分往往是在积弊巳深、或者外敌侵逼的时候，但过去碰到这种情况往往还能一蹶复振，直到西方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势力而来，且一波复一波地猛烈冲击时，传统社会的结构遂难以抵御，而当其内里一向被压抑的一种强大力量（如艾南英所说世俗“强大之天”）起来之后，这一社会结构在反复重击之下就不能不土崩瓦解。
人材能否得八股
下面我想再稍稍改变一下角度，不是从得人，而是从人得的角度，不是从国家的立场，而是从社会及个人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即改而问：社会上人们获得功名的情况大致怎样？如果一个确有才能的人想得到这科名，他能有多大的把握得到它？从这个角度进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八股得人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有才者想得到这功名就不难得到的话，那他未与试而不显就不能算是被埋没。林纾诗言：“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得人才”，如果一个人才想得功名就大致能够得到，就说明科举还是能得人的。40
确有一部分有才者不想得到这科名，当然，其中有些人之所以不想，可能是根本不知道有这机会，是根本想不到，如蜗居穷乡僻壤，父母又愚钝如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中所写父母那样的神童。还有一些人则有可能是自我估计偏低，不敢去尝试本可一试的科名，当然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文才并不高，却具冒险气质或进取心切者踊跃尝试，乃至也跃过龙门者。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因为困于直接而紧迫的家庭生计问题无法去考，从而根本不敢作此想，尤其是在一代王朝的衰落期。另外，我们也不宜忽视，也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道义、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欲赴试者，如早在唐朝，就有进士李飞自江西来，“貌古文高，始就礼部试赋，吏大呼其姓名，熟视符验，然后入。飞曰：‘如是选贤邪？即求贡，如是自以为贤邪？’因袖手不出，明日径返江东。”41 还有像前面说到的明遗民、以及张佩聪等，都是此类不可多得的人物。42 也有一些人，是生性淡泊、情愿隐于山间林下、自得其趣的隐士一类人物（如吴敬梓笔下的王冕），还有一些人则是另有他途仕进，可避开此路或此路之一段（如小试）者，如有资格可荫补者，43 晚清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家庭饶有资财者还有较多的机会通过捐纳的方式获官。
在那些参加了考试的人们当中，张仲礼根据1871—1905年无锡、金匮两邑80个生员的材料，统计出他们中生员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二十四岁；44 张仲礼又根据道光六年，咸丰元年的直、省同年录，统计出士人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一岁；根据道光十五年、同治七年、光绪二十年共三年的会试同年齿录，统计出进士中举时的平均年龄约为三十四岁。45 这就意味着，一般一个童生要得到最高科名，自六岁入学到十五、六岁开笔，约需十年；自此用力约需六、七年得生员，又需六、七年才中举。然后需三、四年成进士，即总共约需十八年才能得最高科名。这只是平均数，有不少英才可能青年即得科第，这一统计虽主要是依据晚清科举衰落，人满为患时的情况，但它还是有一定普遍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士子在这十多年中始终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八股上，他们可能只是在临考试前才开始用功，46 但笼统说来，许多青年将自己最宝贵的精力用在这确实并无多少实际用途的八股上，还是不能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这在国泰民安，正需风雅点缀的时期也许尚少使人痛心，而在国家危机、民生焦瘁的情况就难以让人容忍了，故明末、清末八股最为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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