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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略微罗列一下清代主要以八股取士得人的情况。在清代的著名文人中，31 钱谦益为明朝进士，吴伟业、王士桢、纳兰性德、朱轼、方苞、方舟、袁枚、翁方纲、姚鼐、沈德潜、彭元瑞、纪昀、汤鹏、龚自珍、冯桂芬、李慈铭、吴汝纶、沈曾植均为进士；尤侗是康熙十八年试鸿博列为二等；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仅中副榜；刘大魁累世为诸生，方苞激赏之，然雍正中两登副榜，应乾元词科又遭张廷玉黜落。厉鹗、恽敬、林纾均为举人。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李汝珍只是秀才，曹雪芹则以禁锢不能与考，但高鹗是进士，李渔为明代秀才，入清代未再应试；清代著名文人完全是布衣的还是罕见。总的说，在文人中，才能偏于诗、文者似较占优，有小说、戏曲之长才者的功名之途却要逊色一些。32
在清代的著名学者中，一些明亡后立志不仕的清初学者是一特殊的集团，如孙奇逢十七岁即中举人，王夫之二十三岁亦中举人，明生员顾亭林据说八股文也写得很好，33 还有黄宗羲、张尔岐、颜元等，这些人若是去应清代科举，成进士大概不是难事，但他们明亡后都不再应试。其后则有万斯大为举人，顾栋高、惠周为进士，全祖望雍正七年充贡入京，旋举顺天乡试，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是春会试却先成进士。何焯是一很特别的例子，他藏书极富，读书极多，著有《义门读书记》，康熙四十一年被荐召入南书房，次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他曾被人诬陷而致罪，但皇帝看了从他家查抄的东西也觉他只是一个嗜书如命者而不再追究，这大概是清代对不擅考者也赐两榜的一个特例。以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朱筠、章学诚、法式善、孔广森，邵晋涵、王念孙、毕沅、洪亮吉、阮元、孙星衍、凌廷堪、桂馥、刘宝楠、龙启瑞、陈立、俞樾、廖平、王先谦等均为进士，但也有段玉裁、严可均、焦循、王闿运、孙诒让等仅为举人。戴震年二十八方补诸生，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四十年命与会试中式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而江永为诸生数十年，大概也是一个不擅或不愿考者，汪中二十岁补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贡，以母老竟不朝考，后亦不与试，使满心想要中他的朱珪落空，黄式三、江声也是以母丧或父疾不复事科举，江声是一个极其专注的学问家，从小就问师∶“读书何为？”嘉庆元年（1796）方被举孝廉方正。34
政治家几乎都不能不走科举“正途”，我们只略看一下晚清（主要是光绪朝）著名政治家的情况。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均为进士，后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王文韶、张之万、张之洞、瞿鸿机、阎敬铭、鹿传霖、林绍年、孙家鼐、张百熙、唐景崇、于式枚、沈家本、张佩纶、郭嵩涛、洪钧、丁宝祯、陶模、徐致靖、刘光第、康有为、袁昶、文廷式、徐桐、赵舒翘、陆润庠、梁鼎芬，劳乃宣这些在清季政坛或外交领域内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风云人物也都是进士，其中且有几位状元（翁同龢、张之万、孙家鼐、洪钧、陆润庠)及榜眼探花等。陈宝箴、杨深秀、杨锐、林旭、梁启超等则为举人，袁世凯是由在朝鲜的军功及李鸿章保荐上升。荣禄为荫生，曾纪泽也是荫补，刚毅以笔帖式累迁、周馥初侍李鸿章司文牍，累保道员，薛福成以副贡生参曾国藩幕，谭嗣同游新疆刘锦棠幕，以同知入赀知府，端方由荫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盛宣怀以诸生纳赀为主事。由以上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晚清入仕的多途并进，但显然还是以正途科名（进士、举人、贡生）为主，又是以入翰林者为重。
这些正途出身者是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政治家，他们能在其时数千进士、数万举人中进一步凸现，自然是因为他们还具有相当的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而他们最初要从更为广大的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又不能不具有相当精湛的经史学术和一定的为文才能，所以，在他们中间，相当深入地讨论学问和相当优雅地应酢唱和自然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了，全然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者不易混迹其间。他们除了公务，自己也常能写出漂亮的诗文，传世姑不论，但至少能写，也能在较高水平上鉴赏。总之，无论英雄枭雄，激进保守，留下善声或骂名，这些人确为当时的一时之选，而决非资质平庸、侥幸得举之辈。而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努力虽未能挽回传统社会的颓势，也并不就是他们无能，而是势已有所不能。
八股虽然并不具有总能把最好的人推到最高位置的确定性，它还是把大量的庸才挡在了门外。换言之，名次并不很重要，甚至人们津津乐道的状元亦不值得过分注意，关键在举人，进士队伍确实网罗了一大批有才华者。在一个人那里，才华是有联系的，有文学才华者中也不乏有政治才能者，至少，政治才能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经学基础，尤其对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家是这样。所以，柳宗元会有那样一种自信，认为不管是选孝廉还是考进士，而考试也不管是重诗赋还是重经义，被选中的基本上还会是这一批人。35 也就是说，不管察举、科举，还是有相当一批英才不会被埋没。当然，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人那里，才华又是有分断的，有相当政治才能者可能还是缺乏文学才华，尤其是某些具实干才能者，所以还是有理由怀疑中国古代选举漏掉了一些政治人才，这里且不说古代选举“以文取人”的特点会使不少有其他才能（如经商才能，科技发明才能，某一专门艺术的创造才能）的特殊人才可能就因此湮没不显。所以，人们还是有理由批评：一方面，八股取士的门可以说开得太大，使一些并不合适的人们也羼入其中，另一方面，又可以说它的门开得太小，使另一些其它方面的有才者亦不得其门而入。邓嗣禹说：“夫科举之重视，千有余年矣。而考试之本旨，又在得才，千余年中，此种目的，果达到乎？殆难言矣。历代名臣贤相，建功立业，及硕学名儒著书立说者，十之八九，盖从此孔穿过，不能谓未得人才也。然以盖世奇才，有不尽出身科场者，此中原因，盖一以奇伟之士，无意举业，虽有荣禄，不能纲罗；一以科举之时，人数众多，阅卷草率，易於遗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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