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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对中国人（至少大陆）思想和语言方式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毛泽东和鲁迅。瞿秋白以轻蔑的口吻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并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17 这些言论因为收在《鲁迅全集》中，以鲁迅的名义更是在中国不胫而走。18 毛泽东则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19 他肯定五四新人物的反文言文，反旧教条，认为洋八股、洋教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一种把好、坏皆绝对化的形式主义，20 并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是∶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象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其中前五条是较具实质性的。21 这一批判自然有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但此后八股成一恶谥却是铁定，凡沾八股者皆在否定之列。大陆自不必说，包括海外也有人认为∶“八股文，跟抽鸦片、缠小脚三者，同为毒害中华民族的痼疾”22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对八股的兴趣也有一点小小的回升（但决说不上是热），尤其在1994年，先是有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几位老一辈文人陆续写下了评论八股的长文，此年由中华书局集为一帙出版，23 又有学者搜集旧文，编有《八股文观止》一书问世。24 其中启功详细介绍了八股文体的形式结构、源流和韵律等，并认为八股作为一种文章的形式，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从本质上看，用《四书》中零章断句来强迫人东拉西扯，还要算“代圣贤立言”，分明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封官任职。既然自己令人造谣，自己还以为选拔人材，所选的那些人和他们做的官，自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政到吏治都不易好转。明清历朝科举出身的人，虽然并不都是专会欺诈撒谎的人，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为国为民做过若干好事的。但那些人的各项才能和所作的好事，绝对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25 金克木对人们加在八股上的罪名则略有分辨，他认为，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一是限制了思想，但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二是糟踏了文学，但糟踏的也只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但“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在传统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文字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对实质效用的影响很小。会作诗赋并不就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来得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治来说差别有限。26
作家刘绍棠则明确地说，八股文之可恶，在于内容。它“代圣贤立言”，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又由于它是封建王朝开科取士的制艺，便成为封建王朝禁锢思想、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因而，被一切开明、进步、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正是理所应当，罪有应得。八股那严格僵化的程式，束缚了思想的活跃，也桎梏了写作的生动活泼，这种文体已被淘汰，不应复活。然而，正如平衡木运动，限定在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一分钟之内做出成套高、难、险、美的动作，因此才产生运动效果和艺术魅力。于是，对于那些写文章浪费笔墨的人，大可以“八股”他一下。强迫他念篇八股文，给他批讲几篇八股文，以毒攻毒，或可恶治而病除。27
在最近余秋雨广为流行，对传统文化颇具同情和了解的散文中也有一篇《十万进士》，作者一方面在描述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时写道∶“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另一方面又作出了以下的结论∶“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28
“文革”后对八股开始研究较早、评价也较高的是邓云乡，他在1994年出版了《清代八股文》一书，后又撰有“《眉园日课》书后”等文。邓云乡说，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中，智商特别高的连连得中，且将这套功夫作为量才玉尺，再去遴选别人，而智商一般的，或一下子掌握不了八股深度奥妙的，苦下功夫，揣摩几十年名文，到五六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甚或到老也中不了，从个人说，自是很苦恼的、不幸的。但从当时的政权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严格的手段，遴选人材，取得平衡，在平等的竞争机会中，保证遴选人材的质量，和社会公认的荣誉。客观上使人们在培养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教育、惊人的记忆力、周密的逻辑思维、思维的敏锐性、准确性、细微性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有的严格训练。这种文体在明、清两代的教育中，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对於智商高的人尽快涌现，对於一般智商的人受到应有的文化和逻辑思维锻练，是起过长期的历史作用的。29
九十年代的这些评论与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相比有了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主要兴趣是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洋八股”，涉及到八股的方面主要是批判八股的形式（当然也决非肯定其内容），而九十年代评论的主要兴趣方转到八股本身，这时主要是否定八股的内容，而对八股的形式却反做了相当的肯定或至少认为其无罪了。
八股是否能得人？
明清八股取士是否能实现其之所以被设立的功能本意——为国得人？是否能使各种人材，首先是政治人材被选拔上来为朝廷所用？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否能使主要是道德政事文章方面的卓越之士居于他们应得（desert）的社会高位，30 乃至于接近于古人“野无遗贤”的理想？即便在传统社会崩溃之前，这也一直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获得了科名的卓越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学者的证据，而否定者也可以举出相当一些未能获得功名的各方面卓越者，这方面所能举出的人数自然还是要比前面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历史上可能还有许多正是因为无功名而未能自显，被埋没的人材可能又不少。而所有有关得人或不得人的罗列或统计都可能碰到这个问题：即究竟还有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人材呢？由于究竟历史上有多少人材湮没几乎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因而争论也就不容易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后面还要从一个确实有才者如果想得功名能有多大把握的角度再次涉及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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