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十五)
何怀宏
【全文】
第八章
今评
本章先大略观察一下二十世纪以来对于八股的批评，尤其注意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文人的一些最新看法，然后，我将试图回答历史上八股之得人及人得八股的问题，最后以八股的应试功能为题收结。
今人对八股的批评
八股先于科举而亡，1 而科举随后亦不能不废。2 既然八股所附之体的科举已随之偕亡，批八股也就等于打死老虎，故在废八股科举之前，还不乏人激烈地批判八股，3 废除之后十多年，反而没有多少对八股的激烈攻击。人们只是已不屑于再说八股。
但是，当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与改造深入到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八股文又成为被攻击的旧文学的陪绑对象，乃至成为旧文化的众恶所归和突出象征了。文言古文被视为与八股时文是一路货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4 “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5 胡适“文学改良”的八大主张，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虽然矛头主要是针对一般文言，但时文自然是其中之最“烂朽”者。时文与古文本就有不解之缘。
周作人说严复、林纾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新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其结果势非使儒者思想根本动摇不可。他提议大学里应该讲八股，至少北大应该讲，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八股文永久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结晶，它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6
胡适敏锐地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含义：它实际上是要破除等级社会的文化价值残余，清除传统等级社会在文化上的隔离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时文和古文其实都是起着同样的作用，文言是传统的精神文化贵族的最后藏身之地，白话文运动就等于要将精神贵族从其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来，以适应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他说：一九零四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二十多年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或如周作人所言，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直到“ 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7
胡适又引《官场现形记》1903年版茂苑惜生序：“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说《官场现形记》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觉官是人间最可恶又最下贱的东西。8 胡适盛赞《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认为该书的主题是“想要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9 胡适的批判颇见份量。当时及后来主北大等新学校者，每悬一宗旨曰，来此读书不是为作官的，但此一观念的根本转变尚须时日。
孙中山对中国古代考试及监察制度的推崇人所熟知，10 他主张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实际上等于对行政权力除了现代的立法、司法两大限制之外，又加上古代的考察、监察两大限制。他又主张今天的被选举者应当首先参与考试，以限制被选举人的资格并提升其文化修养。11
作为旧日翰林、今日新教育家的蔡元培，主要批评了旧的科举教育的所学狭窄，且又削足适履，强人所难，以及世俗不论人的才质合适与否，尽驱之于利禄之途的弊害，12 但他也认为：八股“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只是学成以后还这样，有点叠床架屋。13 钱穆在四、五十年代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等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古代选举做了一种相当具有“温情和敬意”的理解和阐述，并指出从四书义演出八股文，也是一种客观上的“不得已”，正因为应考人多了，录取标准成为问题，才不得不出此下策。14 “然四书演成八股，则经术其名，时艺其实，朝廷取士标准依然在文艺，不在义理，仍不失为是一种中立性的。”但也指出“八股是一条死路”15 ，最终是八股拖累了科举，拖累了中国。
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这种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净的应试教育，说它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敲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