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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认为代有其法，明清以时文取士还是合适的，天下事莫不有名有实，如仅务其名，则古取人之乡举里选，策论诗赋，也即今之时文，其不能得人是一样的，而如果按其实，则于时文观心术，即古之乡举里选也，于时文徵学识，即古之策论诗赋，其能得人也是一样的。47 时文“无关学问，而有系科名”。48
袁枚并且主张习时文不必要国家出钱出力去培养，考时文也不是旨在养成学问，而只是觇其已经达到的学问水准。“时文者，干禄之具，宣听士之自谋，而不必朝廷代为之谋 。”卢抱经论时文亦曰“时文者，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49 章学诚（1738-1801）则把举业比作先秦士人周游列国见君求用之“贽”（见面礼），又比作用以购买生活物件的媒介——金钱，以下是他的一段话∶
制举之业，如出疆之必载贽也。士子怀才待用，贽非才。而非贽无由晋接，国家以材取士，举业非材，而非举业无由呈材，君子之於举业无所苟者，必其不苟於材焉者也，余尝谓学者之於举业，其用於世也如金钱，然人生日用之急，莫如布帛菽粟，彼金钱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流通交易，不用金钱，而用布帛菽粟，则布帛菽粟，必且滥恶售伪，而病人衣食矣。故急在布帛菽粟，而质剂必於金钱，理易明也，学人具有用之材，朴则有经史，华则有辞章，然以经学取人，则伪经学进而经荒，以史学取人，则伪史学进而史废，辞章虽可取人，毕竟逐末遗本，惟今举业所为之四书文义，非经非史非辞章，而经史辞章之学无所不通，而又非若伪经伪史之可以旦夕剿饰，又非若辞章之逐末遗本，上以此求，下以此应，正如金钱之相为交质耳，非然，徵金钱者，志不在金钱，而在布帛菽粟。试士以举业者，志不在举业，而在经史辞章有用之材。富家广有金钱，正以布帛菽粟，生人日用所需无所不聚之所致也，士子习为举业，而忘所有事，则如锻工铸匠，仅能熔造金钱，而家无布帛菽粟之储，虽金钱出入其手，而其身仍不免於饥寒者也，科举之士，沿流忘源，今古滔滔，习焉不察，惟豪杰之士，警然有省，则不肯安於习俗，由举业而进求古之不朽，此则不负举业取人之初意也。族婿屠君怀三，英年负奇，所为举业之文，已自裦然成集，父兄师友，嘉其志尚，为一再付刻，以问当世，其业既斐然矣，君犹自不足，以其所刻齐霁岚制义三集，凡若干篇，以质於余，余惟君能不苟於举业，必能不苟於有用之材。金君墨闾叙君文曰，见君所为古文，有见道语，则已从事於古人之不朽。举业其余事也，然举业所以求知於人者也，英妙之年，刻以问世，唐人投行卷，宋人进策论，皆为进身之贽。亦其例也，经史辞章，无论华实本末，要皆求立於已者也，十年读书，十年义气，毕生事业，不以岁月为期，昔伊川易传既成，门人请出以问世，伊川云∶尚冀有所进也，著述之事，所求者远大，古人不欲早传，自有深意，与举业不同道矣，譬之富家金钱，与世流通，而田宅世业，恃以安身而养命，则终身守之，而不与人为市，故能长守富也，余於金钱田宅，皆无所有者也，然常从事於斯矣，如牙人贫无立椎之地，犹能品评物价者也。50
章学诚确实不失为一个客观、公允的品评者，我们还可以把这段话与王阳明的一段话比较。王阳明说，自举业初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矣。“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盖士之始相见，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要工于举业，不可不学古，弗工于举业而求于进，是伪饰羔雉以网其君也。“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51 以上言论说明以时文举业为“贽”、为“媒”（或俗称“敲门砖”），确实是明清士人相当持久的一种认识。康熙时何焯说：自元八比取士至今，“推而褒之者十九，薄而贬之者十一”，52 也表明即便在明末清初的反激之后，大多数士人还是颇认同以八股时文作为进身之道。并且，即便此为小技，一旦决定做它，士人也就应认真对待，不苟于此，“以致吾诚”。因为，如果要进取遂志（无论此志是行道还是养亲），它毕竟是一绕不过去的开始，它又仅仅是开始，故对此一始业，在一段时间里不能不谨，亦不能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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