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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袁枚是很明白地把时文视之为“敲门砖”，喻之为“假道于虞以取虢”的。他语重心长地对一位姓孙的秀才说∶“正如李生云∶生方举进士，而作古文弃时文，是伐柯而舍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义。……然则仆之弃时文作古文，乃假道于虞以取虢，而非贸贸然遽恃晋以绝秦也。……足下既已举茂才，试秋闱矣，势必借此梯媒为科名计，而科名又以早得为佳。何也？意不两锐，事不并隆。必绝意於彼，而后可专精於此。古之人，不特韩、柳、欧、苏为科名中人，即理学如周、程、张、朱亦谁非少年进士？盖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学，惟古人是归，而后可传之於无穷。不特此也，作文戒俗气，亦戒有乡野气。无科名，则不能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蹉而广闻见；不出仕，则不能历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臧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惧也。”43
袁枚认为，不必去考虑时文会不会传世，实际上此类功令应试之文，大概都不会传世。“至於功令之文，从古不重。昌黎所称下笔大惭者，诗赋也，唐之时文也。文文山跋李龙庚墓志云∶‘今虽圣贤不能不为时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讫事则已矣。’此策论也，宋之时文也。诗赋策论，何尝不传？而应考试者则不能传，何也？犹之濠之鱼，与校人馈子产之鱼，生死不同故也。仆愿足下於未秋试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学，而於应试之年，则以搏象之力为时文，不取其效不止。焉几名世寿世，两者兼获。譬如祭者未荐牲牢，先陈雏狗，固明知其无益而用之也。”44 亦即欲弃之，不能不先拾之；欲轻之，不能不先重之，且宜分开用力，庶几两者兼获。
袁枚又在致一位欲与时文绝的举人的信中，鼓励他不要半途而废，还是要考虑先取得进士。他说∶时文病天下已久，欲焚之者岂独你，我也是如此，但是，我焚可以，你却不可以，我得科第早，又不必去担任考官，而“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有亲在，不可不成进士”。古进身之道较多，今只一条路；古进士多至八百人（指宋代），今取进士只三百人，所以进身也难，这种形势是圣贤豪杰也难免的，既然知道势之不免，则能选择本未缓急而作大努力者，不也是圣贤豪杰？袁这里所举要成进士的理由，还不是宋明人常说的要“显身弘道”，“化治其民，尧舜其君”，而只是“有亲在”，要养亲乃至进一步娱亲，就势不能不习时文而考进士。袁枚说∶“官一乡，可以具鱼菽养其亲，为古循吏。较夫踽踽喔吚，矜不可必之传者，宜谁先焉！就使入世难合，退而求息，然后积万卷以成一家言，其时非独心闲而力专也；既已磨砻乎世事，阅历乎山川，驯习夫海内之英豪，则其耳目闻见，必不沾沾如今已也。”所以，袁枚又喻“时文”为“媒”：“昔有未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迟也。子之婚迟，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则不如速婚焉而绝媒氏。’仆劝吾子勿绝时文，乃正所以深绝之也。”45 在此，袁枚代表了清人对时文一种相当明晰，透彻的理解。此是褒时文乎？贬时文乎？轻时文乎？重时文乎？抑或又褒又贬，又轻又重？
除了作为一种进身的媒介，袁枚不否认时文还是自有某种存在的价值只是这种价值不可估计过高，这里的关键是在代言中是否有自得之见。袁枚比较了时文与古文∶“古文者，自言其言；时文者，学人之言而为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己能言为贵；学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为贵。夫至于学人之言而为言，似乎传声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学者何人也，圣人也。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传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之言，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尝言。然明诸大家，学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诸大家，又学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肖与否，虽不能起数圣贤于九原而问之，而天下之人，皆以为肖，皆以为圣人复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来时文之所以至今存也。”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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