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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奏并不否认时文有空言、无用的方面以及积久所生之弊，但一是没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37 一是毕竟经义精深博大，有才者既可于此心领神会，又未尝不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接着，复奏指出，如果不由文字选人，而复古代养士或察举之制，即如果大改，则结果可能只会徒增纷扰，乃至助长虚伪而已∶“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
那么小改怎样呢？“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於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於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於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38 最后几句话指出了科举考试的局限性，尤其重要。科举考试只是一种诉诸文字的基本能力测验，是要选合适的人任官，有这一道门大概总比没这一道门好，但是，并不能完全由文字看出人之能力大小和道德高低，而文字更无法决定“人之贤愚能否”，有些“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所以，“立法取士，不过如是”，且国家之“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国运并不赖此，国运并不随文运（严格说来只是时文之运）消长，虽然相反的情况倒是有可能。所以，国衰、国亡亦难以咎八股。科举较适合被视作是一种社会与政治联结的管道，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政治制度，不太依一朝一代的政治为转移，也不易仅仅因考场的文体文风就影响到一朝一代的政治。科举致力于把当时的一些突出者选上来，然而，这些突出者是否能力上超过前面或后面的被选者，选上后又是否能恰当地发挥作用，乃至于一代盛治是否能完全依赖于当时的人才，都是一些必须在当时一定的历史政治情境中回答的问题。
清中叶的野议
乾隆初，方苞（1668-1749）奉命编选《四书文》，并认为“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经蕴汇涵于四子之书”，“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其形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39 然而，这实在并不是方苞很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方苞曾说∶“余尝谓关教化、败人材者，无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盛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八股工作，较论、策、诗、赋为尤难，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晋、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从余游，余每深颦太息。”40 方苞对科举时文的反感，主要是由于他觉得世人在这件事上过耗心力，是他看到世俗者“惟科举之知，及其既得，则以为学者之事终。”41 袁枚（1716-1798）自述∶“仆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虽受荐於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四战秋闱，自不惬意。不敢有闵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荐鸿词科，心乃 然喜，以为可长辞时文矣。不料此科亦报罢。齿渐壮，家贫，两亲皤然，前望径绝，势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时文之自攻。又虑其不专也，於是忍心割爱，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授馆长安，教今嵇相国家七岁童子，朝暮瞿瞿，寝食於斯。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半年后，於此道小有所得，遂捷南宫，入词馆。四十年来真与时文永诀。”42 袁枚以半年专攻时文，换取四十年不涉时文且无生累，此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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