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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理由，第一条说时文无用及第四条说表判策可予拟敷衍，无所发明，与指科举本非良法有关，中间二条则是指斥其流弊，但舒说古人询事考官是考其居官之事，显是混淆了入仕与考绩。至于其指斥的抄袭予拟之风等积弊显然都是事实，但抄袭予拟是否真能象舒（以及前面顾亭林）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那样“数月为之而有余”呢？这些积弊是否又真的严重到必须“改移更张”，而以新的选拔之道来代替它呢？新的“遴拔真才实学之道”又是什么呢？舒赫德没有对此作出正面的回答。
舒赫德疏上后，时正大学士鄂尔泰当国，力持议驳。礼部的复奏首先追溯了古代选举取士之法的历史∶“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於时文。”然后提出诸法皆有弊，“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古，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责实。盖能责实，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终无所益。”，复奏并不否认舒赫 德所指斥的时文之弊确系事实，但是，“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从中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这种弊是由积而成，或可称“积弊”，它又是由俗而成，或可称“流弊”。即便由圣人所订的最好的善法在时光流衍、世俗染化中也不免生弊，关键在因时补救。但是，补救、变法之后，也还是会慢慢又演出新弊。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科举正是为纠正察举之弊、九品中正之弊而来；而经义八股又正是为纠诗赋浮华之弊，帖括记诵之弊而来；但久而久之，它又产生如上面舒赫德（又不仅舒赫德，还有许许多多眼光更犀利的批评者）所指斥的弊端，此大概也是事物当然变化之理，明智的态度也许是∶一方面既要努力纠正这些弊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这些弊端在某种意义上的自然性，从而不意气激切而偏执一端，而是冷静地寻找出一些比较合理、公允的解决办法。
礼部复奏又为当时首场试经义时文，二场试表判制论作了辩护∶“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用之过耳。夫凡宣之於口、笔之於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於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报幽讨，殚智毕精，殆於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 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包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於施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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