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中坚亦为八股作了辩护，他说∶
自汉以来，皆以言取士，而议者独咎明制，至谓八股一日不废，则人材一日不出，鸣呼，亦甚矣。愚以为八股之不可不变者，其势也，因八股而议明制之失则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初实取历代之法而折衷之，其为具盖至备也，是故其用八股也，则经术之遗，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语也，则因於唐；其用策论也，则因於汉宋；其用诏表也，则因於诗赋之骈丽。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通达乎时务，以是求士岂不足以尽士之才，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故曰折衷至善而为具之至备者，无如明制也。世之论者徒见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为败坏人才之具，此岂通论哉。虽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所不能，司马辨论官材，论定然后官之，明乎全才之难得，而当详为之辨也，今必兼此数者而求之，则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后可也，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顾惟其全之求，则彼有勉强涂饰以侥幸於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试之者，既多其端势，不得不分先后，一分先后，则吾无所轻重於其间。而轻重己自此而判矣，於是士皆尽力於八股，而其他但取办於临时，以应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长，即未有不曲护其所短，宜乎应举者之日沦於空疏，而不复以通今博古为事也，然则明制之所以为得者在乎其具之备，而其所以为失者亦正以其求备也欤。且夫天下固无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己三百余年，士子之心思才力毕竭於其中，不可复有所加矣，今将从乎其同，则陈陈相因，几於无可措手，将从乎其异则又将跅弛泛驾而不可为训，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穷而必变之势也。然却变八股，而易之以策论，或易之以诗赋，则亦仅一偏之见，而未为得其中，尝观唐宋之世，其取士初不限以一科，是以有科目之称，今特设一科以待士，则士有科而无目也，愚谓宜仿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务精其选而不必广其额，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职，而勿使遽列於清要，若国必欲求特达之彦，则宜间设拔萃一科，随时定制，使凡中已上诸条，无关於己仕未仕者，皆得就试焉，取之以至严，而待之以不次，则尤足以鼓舞真才矣。至於童子之试，则不妨仍以八股从事，盖初学之士惟以明理为急也。29
黄氏指出了明八股取士之制实际是历代选举之法的一个折衷和综合，其得在“具之备”，其失亦在“具之备”，而难改也在此。八股确实已至穷境，他提出的改革办法是童试仍不妨以八股从事，但可多设几科以待各种人才，并设特科以待特别优秀之才，而不论其已仕未仕。后清廷于康熙、乾隆朝分别有两次博学鸿词特科，清季又有一次经济特科，第一次特科堪称得人，后两次却不甚理想。
清中叶的朝议
康熙二年乡、会试曾废制义（时鳌拜用事），以原第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第二场增论一篇，表、制如故，即仅两场，亦只行两科会试、一科乡试即罢。30 康熙四年，礼部侍郎黄机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著名文人王渔洋于此亦有力焉。31 康熙八年己酉科乡试即恢复原制。32 雍正时，又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当时大臣张廷玉，张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遂罢其议。33 乾隆初，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八股取士之制而改移更张，乾隆未又有杨述曾至请废制义以救其弊，而议均寝。34
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在这些争议中双方理由展示最充分的一次。乾隆三年，35 舒赫德上疏请废制义，他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四条理由∶这两个方面一是说“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一是说其“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四条理由是∶“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才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3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