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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南英等明季数子，以在野之身振兴时文的努力，可视为是一种欲以时文立名、立言的近乎绝望的努力，借用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观点，他们在文学上处在一种感觉前人似已把一切诗文主题和技巧用尽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之中，24 而今天明清文学竟以小说最著名，岂是当时士人所能预料哉？艾南英等掀动的这一明季复兴时文的潮流也是最后一次社会性的潮流，后不再见有。清人对时文大都不再抱有如此高的期望，而多只视为考试用之“敲门砖”而已。
明室成墟之后，当时士人儒者对八股文的抨击是相当激烈的，至有以八股为明亡国原因者。25 明清之际的大儒如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对八股文以及科举均有所批判，其中以著名学者顾亭林的批判最为尖锐并具代表性，如顾亭林《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一条说“今满目皆坊刻”，天下人唯知此物可取科名，享富贵，而他书一切不观，无知童子唯读十八房稿，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俨然与公卿相揖让。间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斥责，以为不能够专心于时文，将为坎坷不利之人。故曰∶“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又“经义论策”一条说∶“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还不如唐所试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古知今之人所不能作。“拟题”一条说富家多先拟题请人代作，令子弟先行记诵熟习，入场抄誊，得第前后均不读本经，“因陋就简，赴速邀时”。故顾以为八股之败坏人才，等于焚书坑儒。他提出的变革考试内容之法则是恢复经义疑，四书五经皆先问疑义，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能意拟；若此不行，则姑用唐赋韵之法，犹可以杜绝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总胜过抄袭中式者。又主张不宜分经试士，而是要通五经。顾氏并在“试文格式”一条中批评明万历中不许在“大结”中触及时事等。
顾亭林对八股的批判主要是站在尊经，尊学问的立场上，认为八股无裨于学问，八股使人不学，其主要锋芒不是针对经义的内容，而是针对八股的形式，而他对八股形式的批判又与其说是针对八股的初衷，毋宁说是针对世俗和流弊，他指斥明末之坊刻泛滥，抄袭成风，说“八股盛而六经微”。清制艺名家、名臣李光地则说是“坊刻出”而真八股亡。任何有价值的事业之真精神、之初衷都有可能被流俗改变、曲解和淹没。虽然作为后来坊刻主要内容的行稿社义，初衷本也是用来抵制考官中的流俗的，26 但很快它们就流俗化了，不仅本身泛滥成灾，纯成俗众弋取功名之具，且使八股乃至科举亦为之腐化。我们可注意顾亭林所真正厌恶的是世俗和流弊，而尤其厌恶的是少年不学而躁进，如其《生员论》言∶“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灵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27 这也是他除了学问，所涉及到的另一个批判八股的理由∶八股有害国事。
我们再看另一方面的意见。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名士侯方域说：“夫设学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见，而不才者无所容。傥其杂然并进，是才与不才混也，才与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无以胜不才也，才无以胜不才，其势必尽化为不才而后止。”他也是痛恨流俗，并提出改革之方说：“以作养之意，而寓澄汰之权，以文章之事，而行军旅之法，庶几其可矣。而其要，则尤在勿以文艺为浮华而以德行为借口。盖其所可饰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饰者，文也。今使恃其才力以乱其名实，而使人保而举之曰，此德行者也，则督学者必俟论定於岁月，而无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设使人保而举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试之，阅其数语不终卷，而了然矣。夫然后察之曰，之子也，得无佻达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饬矣，故舍文而论其行者，奔竞之端也，既论文而后察其行者，齐一之术也，天下固有文学而无德行者，未闻不文不学而有德行者。”侯氏于此谈到入学不能以文章时艺为浮华而改试德行的两点重要意见∶第一是德可饰而文不可饰，德行可以作伪，可以假装，但文章假装不了，因文章首先关乎天生材质，其次要经过长期的后天训练培养；第二，我们当然可以说，伪德最终还是假装不了的，但要验证就须待以岁月，不象文章可以一旦而定，所以不如先察文，再看行，循名责实。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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