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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万历末及启、祯年间，八股已由正而奇，由盛而衰，如诗之已入晚唐。故当时颇有一些确具才华、又有魄力者，在猛烈批评当时时文风气时，又仍试图以时文救时文。他们多出身贫苦而又场屋困顿，得第甚迟，深疾当时场屋文腐烂，而不肯追逐流俗。其中如曾异撰、晋江人，为遗腹子，家中一贫如洗，荒年常采薯叶杂糠煮吃，事母至孝，久为诸生，直到崇祯十二年四十九岁时方举乡试，再赴会试，不中而还，不久就死了。其人见解颇不凡，他痛切地感到士之处境日厄而发愤激之言，说∶“士何事不可为，而必为文章？”，而既然俯首为文章，又史、骚、赋、诗、词以至巫书、小说、优唱亦何事不可为，而必为今日之帖括经义？他认为以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立言中最卑的。而在立言中，又数帖括经义为最卑，乃至无足挂齿。然而，今日即使周孔，舍此亦无以自见其德与功于天下，于是今之大才就象巨鹄峻鹤，未生于海阔天空之际，而不能不饮啄于农桑之田，虽时而稍露其高寄不屑之态，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只能安然无异于稻梁之鸡。曾异撰说他自己无奈，为养寡母不能无禄，故在未中举前，不能不年近五十还沉溺于制义溲溺之中，但他诧异为何父祖为大官，又有文才的徐文匠竟然也斤斤于科举之文。14 他说∶“夫时文者，谀世之文也。”，其风格大概不能不渐以多数为转移，现主司成天讲欲得钱、王（钱福、王鏊），但今天即便有真钱王，也未必不在摈落之中。人才能太高太全于中举反而是个妨碍，他举友人王有巢为例，王有巢能诗、能画、能文，其制义中兼有李长吉之幽险，杨子云之蕴奥，而更以小李将军之笔意刻画古圣贤之音容形貌，然此三者有一即可使其不售，何况兼三者？故其犯世甚深，世皆嗔怒其文，兼及其诗画，故穷困潦倒。15 曾异撰不喜墨义，他曾对人说“昔日之程墨掩时义，今日之时义敢于侮程墨。”认为今之行稿社义已可与程墨争道而驰，因今日之主司已庸弱不堪，16 且程墨之选有二失∶其一使浅学腐生盲目崇拜；二是使摈落诸生摘伏发瘢。不过他也不无幽默地说，考虑到闱中作者、阅者的两难，雄才博学之士一入闱中也不免拘谨，而碌碌凡庸之流也可能以一日之长而窃取终身富贵，这大概就是天下使科举一途不尽为文人才士占据的天意，主司也没什么办法，不宜太归罪于他们。17 艾南英，江西东乡人，长为诸生，好学无所不窥，天启4年始举于乡，因对策中有讥刺魏忠贤语，罚停三科不得与会试，崇祯即位后诏许会试，久之卒不弟，却日渐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他认为，制举之业至今日败坏已极，“究归于臭腐而不可读”，而此皆空疏不学之过，名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然而，要救此病，“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以时文救时文，18 所以艾南英屡有房稿之选，又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刻四人所作时文行世，又有《四家合作摘谬》，其宗旨大致是“以贤德之天抗强大之天”，以质抗量，“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19 时人一时间翕然归之。在艾南英看来，文运殆随国运，明制举业近三百年来每科必有数人数首佳，下至穷乡僻壤，白屋崛起之秀，亦有知圣人之深者，“三百年名人卿相理学文章之选，相与翊赞太平者，率由是科以出，故其文亦如是，由此观之，文章之盛衰，常以一代之制为轻重消长。”20 由此可见，艾南英对时文的抨击并不是要否定时文本身，而是认为当时文运已随国运而衰，但他欲以时文挽文运、乃至挽国运是否可能呢？这是否恰恰表明他对时文期望过高呢？艾南英确有才，亦有魄力，他引孟子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尽其才之语意，21 说“吾不求尽夫文之量，而求尽吾才之量而止，则何不可为？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从其所举古“救之而非所救”、“救之而失其平者”等事例，似可见其心底亦疑以时文救时文是否合适，是否是“智薄而谋尊，力小而图大”，22 因为人才难抗世俗潮流，况又是以时文形式，但人不能尽才又确有不安，尤其是看到前人传世之作的时候。艾南英甚不满于汉赋，说《子虚》、《两京》、《三都》，读其文不过如今之学究之书，无内心自得之见；《客难》、《解嘲》、《宾戏》、《七发》、《七启》、《七辨》、《七徵》之类，前后创意命辞亦如出一辙，无异于今之童子抄袭摹仿八股之文，读其文不终卷而生厌，而它们却已传世。他指斥好以浮华为异者常是内心无所得，故反而会趋于同，而如今此类人却占据了馆阁台省，并来考试录取诸生。他与陈际泰、罗万藻等想从下层起而振之，而少年又从而效之，真是无可如何。于此我们可见出艾南英不欲随俗而又不能不为世俗所趋的无奈，以及他不满于复古，又尚难决定究以何种形式显其才华的无奈。而且，且先不说呈其才华，即科场而言，艾亦蹭蹬难中式。艾南英在“前历试卷自序”详述了其多年所备尝的诸生之苦，以及种种忧患、惊怖、束缚之情态。陈际泰也与他同命，陈幼年极穷苦，23 又极好读书，他偶得别人的文章，学着作文时尚不知其为八股，也不知朱注等功令格式，他完全凭趣味入，从自得入，竟然有俨然吻合朱注处。他为文敏甚，一日有时成二、三十篇，先后所作至万篇，经生制艺之富大概没有那个士子能比得上他的，然其也至崇祯三年方举于乡，四年方成进士，此时他年已六十八岁了。明科举积久成弊，世俗流行，考官亦难免，明季文运与国运一样，都快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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