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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股）今夫后世未尝无可治之时也，抑未尝无图治之主也，方策未尝不在，而其政亦未尝不可举也，然而寡德之士，未闻道之人，其与人国家任天下之重，必曰通变而已，适时会而已。嗟乎，信如是也，先王所以为天下国家，何必九经，而抑知不然，
（后股）无论开创之朝，其谋谟类能识之微而虑远，其时会类须复剥而亨屯，必举是九经者而次第布之，即继体守文之君，而但明夫若为小康，若为大顺，则其势必相与扶树，以延国家脉於灵长，岂可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尧以传舜，舜以传禹，禹以传汤，汤以传文武，胥是道已；无论圣明之世，其规划典要而不烦，其意度阔达而不苟，必本是九经者而恺悌将之，即张皇补苴之余，而苟知为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则其势亦必籍以维持，而稍缓祸机之横决，夫亦可见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矣，准诸东海，准诸西海，准诸南海，准诸北海，岂有异哉？
（收结）是何也？治天下国家，知之犹虚，而为之始实，而所为九经，仍达德达道之所推而广者也。
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謇第三次入京赴试，这次会试的正考官为翁同龢。翁同龢在江苏卷子上堂后，一再提醒房考官们留心张卷。先是得到袁昶荐呈的施启宇的卷子，袁说∶像是张的卷子，但不一定拿得稳。待看到《四书》题中有“声气潜通於宫掖”的句子，更觉游移起来。接着是房考官、四川人施纪云荐上刘可毅的试卷，翁同龢起初也很怀疑，但是始终不能确定张卷是那一本，但施坚持“这确是张卷”，翁同龢一时也被他说得相信起来，而且看到策问第四篇中间有“历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证实这是到过高丽的人的口气，就立刻问袁昶，但袁总觉得该卷文气跳荡，恐怕有点不对。填榜前夕，房考官沈曾桐又要求看看该卷，等到看见制艺及诗秦字韵，断定绝对不是张卷，然而到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待到拆弥缝，方知是刘可毅。23事后，翁同龢、孙家鼐、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结果发现在第三房冯金鉴那里，冯因鸦片烟瘾极重，张卷早被他以“词气宽泛”斥落了。光绪二十年（1894）会试，张謇因屡试不中，对科名已有些心灰意冷，只是在其兄的力劝下，勉强赴京再试，他连考试文具都是临时向亲朋好友们凑借来的，放榜时也没有去看，而结果恰恰是这一次他中了第六十名，并在随后的殿试中成为状元。24
得失总评
我们现在可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考场取落，考生得失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历代科场中人，科场外人在长期的历练和观察中似已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凝结为广泛流传的俗谚，这就是前面提过的“窗下莫言命、场中莫论文”。25 也就是说，决定取中与否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文，一是命。在窗下，在平时不能讲命，而是要讲文，不能幻想侥幸和走运，而是要努力读书作文；然而一旦进场，是否能中，这时就不能恃才了，患得患失首先有可能影响情绪，不妨一介不怀，得失置之度外，因为即便确实自信并正常发挥，也仍然可能不中，虽说“文有定评”，又确实还有种种我们上面提及或未提及的偶然因素会起作用，所以又有下面一谚如同上句注解：“场中莫论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26 唐彪甚至说∶“夫功名之得失，命实主之，不系文章也”。27 唐时亦言：“霍渭崖为主考，人问场中好尚如何，曰：尚命。命好而文好，应有收好文章者，命好而文歪，应有收歪文章者，命歪者，则反是，人皆服其真确，余谓此犹未尽此中利病，即使十六七双眼睛，皆取好文章，其取舍亦尚不一，即渭崖取其所取之文，而重阅之，其取舍亦当不同，又孰从而揣之乎，功名之道，天人与我，三者鼎足用事，又何从而断之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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