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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孟、学、庸之四书可以说都不是为考试，乃至于并不是为当时的政治统治者所述的，孔孟均不得志于当世，朱熹对四书的章句集注也是如此，36 他甚至不仅为当时的政治当局所冷落，乃至于受到迫害，但是，其对四书的诠解最后却成了官方权威教本和考试的标准解释，而最初借助于最高政治权力推行的王安石经义反被历史所弃。37 这里面肯定有一种义理和逻辑的力量在起作用，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个皇帝推崇或者仅归之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自然选择。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避免不了某种思想的独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在古代的中国，浏览一下诸子百家，是否有比孔孟儒学更合适的治国之道呢？在中国的中古，是否有比集新儒学大成的朱子之学更合适的思想论著用作科举考试的文本呢？“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在四书文，盖六经精微尽于四子书”，38 这并不只是朝廷的一纸诏令，也是士人中一种相当广泛持久的共识。即便在五四猛烈抨击孔孟程朱之后，民国时期的一个学者仍然如此说∶“古今注释《论语》者，不下数十百家。其较精湛而存於今日者，何晏《集解》，皇侃《义疏》，邢昺《正义》及朱熹《集注》四者而已。何及皇、邢三家尚未脱汉儒章句之习，惟紫阳则异帜独树，偏重义理。以故由宋而元而明而清，士子诵习其说，几与本经同等齐观。是虽云有政治力量为之推行，然亦以其说之能推陈出新有以动学者之观听也。”39 朱注对四书之推陈出新至少可说二点∶一是明确以四书为诸经精华并引为入学初阶；二是通过其功底深厚的诠释，不仅进一步澄清了字句之含义，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四书内容的超越性和丰富性，使之有了更为高远精致的义理发挥空间。
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内容以资比较。洪秀全在金陵十三年，开科亦数次。某年第一场题为“天父七日造山海颂”，“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论”，越一月，为第二场，题为“立整纲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为奸生理人论”，又越一月，为第三场，题为“四海之内皆东土，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论”。40 又咸丰十年文题∶“坦盘惑鬼语，红水侵天下，上帝永约云，弯弯日教化”，论题∶“孝敬父母孝敬爷”。41 又苏福省1860年9月25日乡试头场头题∶“同顶天父天兄纲常”，二题：“禾王作主救人善”，三题∶“能正天所视”。42 又据张德坚说，其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帖，惟题目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安徽乡试文题∶“真命天子福命将”，湖北乡试文首题：“真神独一皇上帝”，次题∶“皇上帝乃真皇帝”。凡诗文题，皆出自洪秀全，虽文理悖谬亦中式，在湖北乡试入场未及千人，取中者至八百余名。43 。此时固属政权初创时期，粗陋难免，然歌功颂德之音似已弥漫不去，而其专制又何如？此类文题所本自然令人失望，难以吸引士子。而无论如何，四书五经毕竟经过了几千年历史的考验，它们成为考试的内容是相当自然的，不作为考试的内容也仍自有价值，此又正如赵丰田在民国廿九年所言∶“宋元以还，《论语》为应试者所必读，於是大自国庠，小至村塾，执经受业之徒盖未有不能默诵之者。今则时迁势异，恐无人再肯为此劳神之举矣。惟《论语》之真价值与天地长存，固不因时代变迁而稍有贬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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