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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义”中，元明清均以四书义为首要。清代童生试正场主要考四书义，乡会试阅卷首先是看首场四书义，四书文作得好就能率先入围获荐，而后场文即便作得特别好而四书义不突出，虽然原则上也可补荐，但那种情形毕竟很少。那么，四书义为什么会在考试中占据如此一种首要地位呢？这除了内容繁复的考试本身会有一种客观化、普遍化及可行性、工作量的内在要求，使之渐渐突出某些比较单纯、规范的内容之外，还可以从历史上做一些考察。
紧随推崇法家及“以吏为师”的暴秦之后的西汉，在实施了一段偏重于清静无为、使民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之后，在汉武帝时渐渐趋向于儒家学说，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儒家学说较接近于法家与道家之间的中道，它既有深厚的人文与道德根基，又提供了比较积极有为的治国方略。所以，汉武帝时期独尊儒学实非偶然，且孔子及其弟子后学整理的经典又不仅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也是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与结晶。此后，经学、儒学一直在选举、考试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即便在唐代亦是如此。人们常笼统说唐科举“以诗赋取士”，但实际上这仅限于中唐以后不到二百年的进士一科，整个唐代的明经、三传等科，乃至“天宝之季”以前的进士科、经学或以经术论时务的策问都占有主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进士科也还须试经，融汇古代经史的儒学一直贯穿于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而通过考试制度，尤科举考试，它又加强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并得到了广泛的普及。然而，儒学毕竟是相当具有平和、忠恕和包容精神的学说，或可说是一种最不像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所以，土著的道家与外来的佛教也都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才华也能在古代中国放其异彩。
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奠定了此后以经义为考试主要内容的格局，但后来的考试，经书的范围及基本解释却不再遵循王安石所定。王安石当时所列经书有《易经》、《诗经》、《尚书》、《周礼》而无《春秋》，又有《礼记》、《论语》与《孟子》，并撰有诗、书、周礼之《三经新义》以及《字说》，颁行天下，用作学校教学与科举考试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不久就被废，而只保留了经义的考试方式，28 元明清一直是用朱熹等宋儒的注疏来统一对经书的解释。朱熹重新明确了五经的范围，又从《礼记》中拈出《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认为四书是“六经之阶梯”，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咏其中。29 朱熹在其后半生中用了大量心血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的注释。他对语、孟“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30 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31 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确实做到了他自己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32 朱熹对四书五经范围、先后次序的确定及其呕心沥血的诠解，确实全面和深刻地考虑到了孔孟儒学逻辑体系、内在精神以及学者的接受方式和进路。
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33 钱穆认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乃至于包括王安石等经世派），集汉唐儒之大成。陈荣捷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朱熹是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学的新儒学的代表，集新儒学之大成。34 于是，就像孔孟之道几与传统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文化融为一体一样，秉承孔孟而又具有自己特色的朱子之学也可以说深深渗透到了传统中国后八百年的历史文化之中，要否定四书及其朱注，也就几乎意味着要否定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文化，反之亦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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