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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选元代王充耘的一篇书义。王充耘字耕野，江西吉水人，元统甲戌（1334年）成进士，他的文章是为当时“经义程式”，26 并著有《书义矜式》等。
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27
善言无不达，贤才无不用，则天下之民亦无不安矣。
夫天下安危系于贤才之用舍，而尤系于辩论之通塞也。故当泰和之世，言之嘉者，既无所伏于下；人之贤者，又无或遗于野，广延众论，悉至群臣，如此则万邦虽广，又焉有不得其所者乎？
善类聚于朝，而善治形于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云云。尝谓人君之治天下，孰无任贤使能之心；贤者之生斯世，亦孰无致君泽民之念哉。而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何也？谓言已闻而不必咨，不知伏于下者之难达也；贤已用而不必求，不知困于侧陋者之难进也。
夫忠言谠论有不尽闻，则何以周知生民之利病；端人正士有不尽用，则孰与任天之事功。以是而求治，安不犹却步而求进，倒植而求茂，不可得也。圣人知其然，故赏谏诤以来谠言，集众思以广忠，益使凡古今理乱之故，政治得失之由，孰为利而在所当兴，孰为害而在所当去，苟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则天下之嘉言，举无所隐伏矣，旁招俊乂，而有德者无不举矣。翕受敷施，而有善者无不容使。凡怀才抱艺者，皆将有职于朝，而无考槃在涧之讥；佩仁服义者，皆将陈力就列，而无白驹空谷之叹，则在野之贤举，或无遗者矣。夫善言必达，则治不昧于所施；贤俊登庸，则政不失于所付，将见道德之所薰陶，教化之所浃洽，跻斯民于仁寿，措斯世于平康，而凡胙土分茅、星罗棋布者，又安有一邦之不蒙其休，而一夫之不获其所者哉？谓之咸宁，信乎天下之民举安矣。
嗟夫，为治固有其本，而致治必有其要，人君惟能受言如流，求贤如渴，而万邦为之安。此固为治之本也。欲言之罔伏，在于舍己而从人；欲贤之无遗，在于不废困穷之士，是又治之要也。然非忘几顺理，爱民好士之至，何以及于此哉？帝舜不敢自谓其必能而归之，惟帝时克其一念，克难为何如也，有虞之治，岂偶然哉？
以上所选北宋、南宋、元朝经义典范共四篇，其中尚书义二篇，论语义二篇，虽然也可由此一观形式的演进，如类似于破承起讲收结之结构，对偶排比的使用，设身处地之口气等，但我们在此注意的主要是经义的内容。这里所讲的道理是古代“修齐治平”的道理，而古人尤其重视修身，重视造就道德人格。上述王安石的经义澄清了一个道理∶即一切要以义为归，而并不能因惠、勇之名而轻与、轻死，盲目追求外在的慷慨与勇敢，也不宜走极端而宜恪守中道。然而，当必须致身时也就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解衣就烹，引颈待戮”，这就是文天祥所言的义理，而其节行也正是其文的注解。张才叔的一篇强调了道德上的自我决定、自我选择，只要合于大义、出于仁心，则外在行为并“不期于必同”，以上所说的都是个人立身处世、待人报国之理，王充耘一篇则展示了一种社会理想∶即要使”善言无不达，贤才无不用”，言论上闻，辩论通达，人材能各得其所，则天下之民无不安，“万邦咸宁”。这些从经义中敷演出来的道理，某些具体内容、说法或已不合于当世，但就其根本精神和性质而言，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它们是教人学好的道理还是教人学坏的道理，是使人向上的道理还是使人趋下的道理，是与人为善的道理还是与人为恶的道理呢？
四书首要地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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