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八)
何怀宏
【全文】
第一章
经义
历代考试内容的演变
在从西汉到南北朝的察举时代，是以推荐为主而以考试辅之。西汉自孝文至孝武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上皆亲策之，“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辞定高下矣。”，1 其时的名策有晁错、贾山、公孙弘等人的对策，而尤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为著名并影响深远，但当时举贤良方正的主要目的本在求言，而非以考试来定入仕，试策者多已是官员。常科的举孝廉在西汉一般不用考试，至东汉渐人多为患，于是不得不用考试来黜落，左雄改制更明确分两途考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2 或“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3 至此，我们实已可见明清三场的雏形几已全具，明代及早清首场是经义3篇，其雏形即“诸生试家法”或“儒者试经学”，只是在东汉时是偏重于家法、记诵，而明清是重阐发义理；二场是论、表、判等，其雏形可视为是“文吏试章奏”，但较具文采，而论也须说理；三场是经史时务策，其源盖来自对贤良方正的策问。 然而，一有长期固定的考试，则其势就不免渐渐流为偏重形式，故两汉的经学、章奏考试不像贤良对策那样尚留有一些名文。马端临曾就此评论说，以“孝廉”名科，是取其平日素履德行，然却难以一时判定，而考试则能顷刻知之，于是，如此考试就不过是“试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而已，但它也还是有其淘汰意义，“于文墨小技尚不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所以，马端临认为，王安石诗言“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不确，此事盖由来久矣。4
此后荐选时代的考试内容变化不多，到了以考选为主的科举时代，开始也是沿用旧法，唐初是“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五道；进士试时另策五道。”5 唐永隆二年（681），因“进士不寻史传，唯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诏进士加试杂文两首，所谓“杂文两首”，依徐松解，是指箴、铭、论、表之类，至“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即直到8世纪中叶考试才比较稳定地以诗赋为主。6 这里我们看到，唐进士科杂文专试诗赋、并且录取以诗赋为重也是在近百年间考试的反复修改实践中形成的。7 试诗赋客观上加强了人们对诗的广泛而持久的注意，并促进了锤炼和琢磨技艺，从而无疑有助于唐诗的繁荣，但延至宋代，成千累万的应试诗赋中并无多少名篇佳制，8 好诗基本上都在试律诗之外，而试律诗其意也不在此。
宋初，考试内容大致如唐，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建议改革贡举，省试三场次序改为先策、次论、后诗赋，废除专考记诵的帖经墨义，然实行不久，时人“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9 又仍复旧章。10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朝廷中又一次酝酿科举改革，王安石欲兴学校，韩维建议罢诗赋而问经大义，苏颂欲先士行而后文艺，苏轼则表示反对，他认为若再像荐举时代那样以德行取士，只会使天下相率以伪，而如果说诗赋无用，则自政事言之，策论与诗赋一样无用。王安石反驳说：闭门学作诗赋，将使人不习世事，败坏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显然认为经义将比诗赋较能尊重道德，统一学术，既可去进士浮薄之习，又可纠明经学究之偏。于是神宗改法，将诸科撤消并入进士科，进士之试罢诗赋、帖经墨义而改试经义、论策。两宋后来虽又有进士试经义、诗赋两科分合之举，且经义也不再遵王氏所定《三经新义》等程式，但经义从此成为一种主要的考试内容的地位却日趋稳固，直到它完全取诗赋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