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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八股中能不能出学问？在清代这个问题或可转变为∶八股能不能出考据？或能不能在这种文体中至少反映出考据的成果？对此，古人似更不抱期望。清代虽然在应试八股中有一些带有考据色彩的文章，尤其在五经义中，12 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上重视学问尤其汉学的风气，考场之外，无人会尝试以八股去进行考据工作。而且，正是从学问出发，自明至清，不断有学者猛烈抨击应试八股，抨击流行的坊刻时文，认为它们害了学问，乃至使士人束书不观，其恶果几等于焚书坑儒。“使人不学”，戕害学问，这是八股的另一条主要罪名。
然而，以上的问题并非我们的主要关注所在，我们关注的是八股的应试功能，并相信这也正是它所由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是它的主要乃至唯一合理的功能。本编尤其注意清代乡、会试中的首场四书文（亦即大题四书文）。这样，习作八股、游戏八股、13 以及认真地想通过八股来“载道言志”、表达心声、抒发感情之作，14 都不在本文考虑之列，至于场外训练之窗稿、师友切磋之社稿，乃至考官示范之程文，因其不在“硃卷”之列，也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本文实例一般都取自试卷。
在资料方面，我们可以首先指出应试文的一个特点，作为应试的首要文体，八股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出产最多的一种文字，然而从比重上来说，留存下来的却最少。自明至清数百年，科举应试作为士子的主要出路，四书八股作为士子的日常功课，其内容自然是他们最熟悉不过的，但可能正是因此，当时的人们不屑于记录，更不屑于保存，它源远流长，又变化缓慢，人们从小即耳濡目染，耳熟能详。这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在整个世纪中形成的一个事件，在任何文件或回忆录中都不可能找到……”，15 加上八股与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联系至深至钜，权势利益驱动之下，鱼龙混杂之文汗牛充栋，而一旦政治风向改变，旧制度倾覆，文章与利益脱钩，八股也就自然如风卷残云，迅速消失了。此正如末科探花商衍鎏先生五十年代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时所言，八股是“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停科举废八股后零落散失，覆瓿烧薪，将来欲求如策论诗赋之尚存留于世间，入于学者之口，恐不可得矣。”16 齐如山也在六十年代写道：科举“在六十年以前，乃是全国趋之若骛的一件事情，父训其子，兄勉其弟，朋友彼此互相规劝等等，都以此事为重心。……没想到全国人放在心坎上的一件事情，不到六十年的功夫，而大多数人却都不知道了。”17 六十年代，尚有参与科举者撰写回忆录，而如今离最后一次科举乡、会试（1904）也已接近百年，世间恐已无亲与科举者了，18 所留下的回忆文字也相当之少。于是，一百年前读书人几乎无人不会做的八股，今天却不要说做，恐怕连读懂也已经不容易了。19 因为八股毕竟不是一种容易操作的文体，它既无裨世用，而又可以无止境地对之下功夫，其奥妙和水平大概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仍用商衍鎏的话来说就是：“万语千言不能发其秘，穷年累月不能究其源。”20 然而，对一件在五百年间影响着几十代千千万万士人前程，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事情，我们却不能不努力去发秘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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