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过，我不能走得更远了。毕竟本书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经济分析。 虽然直到第五章才开始正式地进入经济理论，但是在此前的章节中波斯纳早已在进行铺垫，比如他对理性的定义、梳理历史时的暗示（参见第二章）以及对性态的剖析（尤其是第三章）。从第五章开始，波斯纳清楚的区分了、并随之系统的讨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证部分（第五、六章）与规范部分（第七章）：前者在于“展示与性驱动和性偏好（倾向、导向）不同的性行为类型和频率何以可能解说为是对机遇和制约的理性回应。”（146）而后者关注“依据……一种把性作为道德无涉之问题来处理的进路，什么样的规制才是恰当的。”（240） 我们先来看前者。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所在。如果说本书有一些章节是必读的，那么一定是第五章和第六章。
既然波斯纳将理性定义为“行为顺应了行动者的目的”这样一种手段－目的的行为主义概念，那么，对性实践进行经济分析的核心就必然是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他所说的“理性选择”模式（146）。 波斯纳将性实践的目的分为三类：生育、享受（包括消除性饥渴和获得情色感受）和联谊；重点讨论的是性的联谊目的，因为“联谊因素是理解伴侣婚姻和非伴侣婚姻差别的基础”，而伴侣婚姻是我们时代的主要婚姻类型和主要的价值取向，并且也是理解诸多与性有关的问题的桥梁。（146－147）而且，相比于生育与享受这两个显而易见的目的，性实践的联谊目的更具有理论发掘的意义。实际上，波斯纳的三分法本身就已经表明，在伴侣婚姻中，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基因延续或者说传宗接代，也不仅是为了即时的愉悦，而且是为了感情沟通。波斯纳的分析还进一步揭示了，“在伴侣婚姻中，婚姻的性行为中投入了感情的因素，因此创造了‘社会情感上的亲近和交换’，而不仅仅是‘心理生理上的快感和释放’。”（148）[15] 这种创造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收益，而且还会带来许多伴随的收益，比如性行为更为安全，婚姻关系更加稳定，子女更容易健康成长。（148－152） 性实践的收益取决于这些目的；同一种行为因为目的的不同而收益不同（149－150）；同时，“性的收益可以是私人的或是社会的，这取决于社会对这些性实践所服务的目的持什么态度”（152）。[16]
这样，波斯纳通过将性实践目的上的、因而也就是收益上的多元加以凸显，尤其是通过对联谊目的的深入剖析，不仅建立了经济分析的初步框架，而且实际上也已经为打掉其致力于反对的性的道德理论铺好了道路。 接下来，波斯纳转而分析性实践的成本。虽然收益是驱动，但人们性实践的选择是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差值，也就是性实践的利润；而“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之平衡会决定不同性实践的相对频率。”（153）相比于收益，性成本的种类远为丰富得多。同时，相比于收益，性成本也是更为多变的。（153）而且，在经济学家看来，一般来说，“个人和厂商往往把每种可供选择的收益看得比较清楚，而往往在成本的估算上犯错误。”[17]因此，波斯纳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性行为涉及的不同类型的成本，以及同这些成本相联系的主要因素”（157－158），并且总结了其中最为重要的那些部分，尽管远非全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波斯纳对“成本（cost）”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又互有重合的用法：一是实际支付的成本（或者叫做费用），二是机会成本；三是预期成本。比如对于包二奶这种性实践的选择，提供给二奶的开销属于实际支付的费用，与原配妻子及其儿女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以及与其他女子调情的快乐属于机会成本，可能受到的法律干预甚至惩罚属于预期成本。注意成本一词的不通用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隐含的推论。比如，波斯纳的研究表明，性偏好或许是一定的（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理论划分的习惯），就像左撇子，但是性行为明显的具有可替换性。（153－157）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影响人们性行为的机会成本而改变其性实践的选择，实现对性行为的规制（155）。 因为性实践具有广泛的可替换性，因此性实践的机会成本将会是非常难以确定；但是波斯纳指出，在所有性成本中，“中心是搜寻成本”。比如在婚前了解自己性伴侣的信息成本就是一项重要的搜寻成本。对于搜寻成本，妓女的活动地点相对集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嫖妓的性收益相对较低，因此妓女会主动降低嫖客的性成本（158－159）。[18]同性恋在服饰、行为特点的上会有许多信号，这是另一个例证：同性恋者相对稀少，他们要发现自己潜在的性伙伴的搜寻成本必然是相对较高的，因此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降低自己的成本。[19] 波斯纳把性的搜寻成本看作是最基本的分析要素，[20]而且指出，“对于任何类型的、互动的性行为来说，搜寻成本都为正值……如果对‘搜寻’的理解不仅包括寻求一个对象，而且还包括制造一个对象，那么……搜寻成本（就会）无限大。”（159）换句话说，性的搜寻成本就是性的先期投资。[21]而先期投资的多少除了要考虑预期收益的大小外，还取决于如下局限条件的约束：[22]接触潜在性伙伴的概率以及有效性别比。[23]极端的例子是，监狱施加给一个异性恋偏好的男囚犯的搜寻成本是无限大的：潜在的性伙伴为零，有效性别比趋于无穷。
影响这些局限条件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市场化：“搜寻成本中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市场的程度。这不仅重要，而且是根本。”（166）把这一论断稍加拓展，就可以大致的概括波斯纳性的实证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影响性实践的成本收益、也就是影响性选择的根本因素是市场。这一点在波斯纳的分析中随处可见，我下文的评述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观点的不断展开。 首先，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就是城市化。甚至可以说，影响搜寻成本的中心因素是城市化，尤其是“在社会中某种类型的性伙伴从整体上说罕见时，这类性行为的搜寻成本受城市化影响最强烈。”（167）[24]而且由于“在城市要比在农村更多一些互不知名意义上的私隐，因此非法性行为更少可能被人们察觉，这也就减少了预期的受惩罚成本。”（168）而且，城市的人口流动性，也使得机会型的性行为容易发生。这不仅方便了同性恋，[25]而且“方便了婚外的异性恋性行为，包括嫖妓。”（169）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包二奶现象主要集中在城市，而且许多在农村安分守己的人在城市发家致富后也包起了二奶。这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城市人比农村人更败坏、更道德低下，受到了更多腐朽没落的工业文明的污染；而是因为，城市里搜寻成本更低、市场更大、被发现乃至受到惩罚的概率更小。也就是说，城市使得包二奶的成本相对更小。[26] 城市的非婚性行为和卖淫嫖娼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人的平均婚龄大大推迟了（170－171）。[27]推迟的原因是因为女性不愿意更早结婚，因为“城里的已婚妇女更难找到工作，因此城市的结婚成本比农村的结婚成本更高”（176）。[28]于是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性服务的市场：“由于有大量的年轻单身汉，这就创造了一种需求，用付酬的性服务来替代婚内的性行为；而由于有一定数量的未婚妇女，这也就创造了一种供应。”（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