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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也有造成实质不平等的种种强有力因素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制意识形态和广泛流行的贵贱观念；人的智力、气质、性格方面的天赋差别；基于强烈血缘情感的、人性中努力想使自己所获得的资源传给子孙后代的倾向等等，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似已表明∶中国的社会是更多地朝向扩大平等的方向发展的。38 或者说，从一个王朝之内的短趋势来说，由于自然兼并和两极分化，后期往往比前期差别要大，但从这两千多年的整个长趋势来说，几乎每一循环的打破都使中国离平等更近一步，历史的总趋势是朝向平等发展的。
梁漱溟与李景汉对华北情况的观察和调查虽然已属二十世纪，但依然可为晚清中国农村情况提供一个参照。梁漱溟说∶“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虽然北平附近各县（旧顺天府属）有不少‘旗地’（八旗贵族所有），但他们佃农却有永佃权。例不准增租夺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类如南方地面权地底权）。我所曾从事乡村工作之河南山东两省地方，大地主虽亦恒有，但从全局大势论之，未见集中垄断之象。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邹平，无地之人极少。……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区──情况完全相似。”39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包括在三个乡区所作的调查，结论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无地者（包括不以耕种为业者）仅在百分之十以内；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40
这样，大致接近的地产也就可望为科举最主要的生源——农人子弟提供大致接近的物质条件与手段。当然，官民、城乡、农商之间的差别无疑还是不小的。而且，中国人口的压力和经济的不发达造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物质生活的低水准。不过，这里也许还要注意由科举考试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即它是一种古代人文经典的考试，所要求的书籍甚少，准备起来也就相对容易。而中国的造纸印刷业自隋唐、尤其宋代以来又相当发达，这种情况正如一位专门研究印刷史的学者钱存训所说∶“在宋代，大部分通过考试的人都出身于与官方并无瓜葛的家庭。书籍得以发行到较贫寒的人士之手，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通过考试由社会低层向上攀登创造了条件，尽管社会上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由于印本书籍远比抄本低廉，也能有助于做到需要者几乎可以人手一册的程度。”41 科举废除之时，亦曾有人评论说∶“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而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42这与当时新学校所费之巨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我们还可以考虑第二种机会平等的情况，即在贫寒家庭中那些确有读书天赋的子弟。这些人从家庭条件来说自然远不如同样天赋的富贵子弟，但是，这些“读书种子”是相当少的，在始终是选拔少数精英、竞争激烈的一系列科举考试中亦不难引人注目，他们因此就有可能得到各个方面，虽然可能是出自各种动机的资助（甚至包括一种被视为奇货可居的投资性质的资助），比方说来自宗族、社学、义学、会馆、私塾的先生，书院的山长，爱才的官员等方面的援助。中国历史上向有一种爱才惜才的传统，各种史料中不乏在“孤儿寡母”的情况下，孤儿最后获取功名的事例，其中除了母亲精心抚育施教，儿子发奋立志等因素外，也有不少是得到了各种援助，尤其是在儿子确有较高天赋的情况下。这种多为民间的资助自然不可能普遍，不可能达到使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出发条件的地步，但那些天资聪颖的孩子总是比其他孩子更有可能获得支持，从而也更有可能缩小与富贵子弟的差距。43
【注释】 1 如瞿秋白认为∶“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这是一个‘空前伟大’的烟幕弹。”转引自张晋藩、邱远猷∶《科举制度史话》，收在《古代文化专题史话》一书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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