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权利说”下，由于“社会权利”主体的客观性比较强，就使得“
宪法监督”价值的制度化得到最大程度地实现。同时，由于“宪法制约”价值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宪法监督”的效率，所以，“
宪法监督”与“宪法制约”作为
宪法实施“正当性”与“有效性”的保障，具有各自独立的意义，不可轻易放弃其中一种价值的功能。没有“
宪法监督”价值的存在，整个现代
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就会受到动摇，而缺少“宪法制约”形式，“国家权力”就不可能完全有效地按照
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来运行。“
宪法监督”可以视为“前
宪法现象”，而“宪法制约”则是基于
宪法的规定而存在的“
宪法现象”。通过“前
宪法现象”与“
宪法现象”的逻辑结合，使得“应然的
宪法”与“
宪法的应然性”在逻辑上实现平稳的过渡。
总之，在改造童之伟先生所提出的“社会权利说”的内涵后新产生的“社会权利说”确实可以解决在传统宪法学许多无法解决的价值矛盾，特别是“社会权利说”可以确立“权利至上”的价值理念，使得“国家权力”的价值属性从属于“社会权利”，使得“权力”的价值功能真正地定位在服务于“权利”实现的价值层面上，从而保证“权利”概念从价值发展到现实中的制度理性和行为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