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
信托法”则明确肯定了受托人可以依法发行受益证券，该法第
37条规定：“信托行为订定对于受益权得发行有价证券者，受托人得依有关法律之规定，发行有价证券。”
另外，在我国现行监管法规安排下，解决禁止发行“受益证券”的问题，可以从构造“资金信托”的角度来考虑。如果将“受益证券”理解为资金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的权利凭证，则持有人是资金信托的委托人，信托公司是受托人；受托人——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的安排来管理和处分持有人的信托资金。这实质上是试图采用财产信托与资金信托相结合的方式——银行与信托机构之间以不良资产形成了“财产信托”关系、受托机构与投资人之间形成了“资金信托”关系。在资金信托安排下，信托机构并不直接发行信托收益凭证，而是与投资者签订资金信托合同，以资金信托合同代替信托受益凭证。这种处理在现有法制框架下可合法操作。但值得注意的是，《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
六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集合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时，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含200份），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5万元（含5万元）。”基于此，如果信托财产规模较大，则依赖200份资金信托合同融资可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3、普通债权资产能否作为担保的问题
特殊目的信托设立后，在证券化的阶段中，信托机构需要用信托财产来支撑证券化及其发行，受托机构通常是以信托财产做担保的。如果用特定化的资产——银行不良贷款资产来支持和担保发行证券，则存在“普通贷款资产”能否作为担保物品的问题。一般债权能否作为担保对象，在我国《
担保法》上找不出依据。我国《
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各种可以作为抵押物或者质押物、质押权利 的列举中，均没有将一般债权列入。而物权法定原则，势必制约当事人约定新型担保物权的合法、有效性。
4、信托转移贷款资产与风险隔离的合法、有效性问题
运用特殊目的信托处置不良资产，首先需要转移特定化的银行不良资产给受托机构。众所周知，这里的信托转移必将导致不良资产权益让渡——资产的管理和处分权利均转移给受托机构，其目的是使特定化的不良资产与银行其它资产隔离开来，并不受银行债权人的追索。这种“信托”在实质上与通常的转让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倘若法律不能确保这种转移后资产的高度独立性，则信托财产的独立化及其隔离风险功能将无法实现，其证券化及证券的发行也将遇到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信托来实现欺诈性转移，则可能存在信托合法与否的问题。从国外法制实践来看，认定欺诈性转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发起人如果在转移时或者转移后陷入破产的困境或者接近破产；二是转移人转移财产的主观意图，即转移人意图在于逃避、拖延或欺诈债权人。我国《
信托法》对欺诈性转移对信托的影响有专门性规范：其一，信托无效的情形。《
信托法》第
1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信托财产不能确定；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二，信托被撤销的情形。《
信托法》第
12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但是这里规定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显然，
信托法的前述规定可能对信托的合法性、独立性形成挑战，并进而影响信托财产及其风险与原所有人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