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证券化的信托法制障碍。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化，应该是不良资产特定化后通过证券——股票或者债券等形式发售给投资者。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和特殊目的信托方式来设计，都要面临证券化问题。特殊目的信托项下的证券化安排中，最核心的环节是由受托机构——发行受益证券。如果这里的受托机构是信托公司，则存在监管法规上的障碍。因为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颁布的《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
九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2002年7月18日起施行的《
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也明确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代理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除非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共同努力，能争取监管当局的特别批准。当然，我国《
信托法》并没有明确禁止“受益权凭证”的发行问题。这为突破监管当局制定的规章留下了空间。
3、信托的撤销与风险隔离问题
运用特殊目的信托处置不良资产，首先需要转移特定化的银行不良资产给受托机构。众所周知，这里的信托转移必将导致不良资产权益让渡——资产的管理和处分权利均转移给受托机构，其目的是使特定化的不良资产与银行其它资产隔离开来，并不受银行债权人的追索。这种“信托”在实质上与通常的转让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倘若法律不能确保这种转移后资产的高度独立性，则信托财产的独立化及其隔离风险功能将无法实现，其证券化及证券的发行也将遇到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信托来实现欺诈性转移，则可能存在信托合法与否的问题。从国外法制实践来看，认定欺诈性转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发起人如果在转移时或者转移后陷入破产的困境或者接近破产；二是转移人转移财产的主观意图，即转移人意图在于逃避、拖延或欺诈债权人。我国《
信托法》对欺诈性转移对信托的影响有专门性规范：其一，信托无效的情形。《
信托法》第
1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信托财产不能确定；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本法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其二，信托被撤销的情形。《
信托法》第
12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但是这里规定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显然，
信托法的前述规定可能对信托的合法性、独立性形成挑战，并进而影响信托财产及其风险与原所有人的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