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对那些通过
宪法条文表现出来的
宪法原则作内涵和外延上的进一步说明，同时对这些
宪法原则确立一些比较具体的适用范围，并把这些
宪法原则同具体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联系起来。
宪法解释的第四个作用就是通过说明不同的宪法规范之间的联系，宪法规范和
宪法原则之间的法律关系来说明
宪法所具有的完整的法律结构；而对于不成文
宪法来说，有助于构建一个
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相互作用的宪法规范体系。
宪法解释的第五个作用就是通过明确
宪法的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确立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的法律地位。
当然，笔者所分析的
宪法解释的作用同其他学者主张的
宪法解释的意义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许多内容都是具有相同的含义。如笔者提出的
宪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明确
宪法的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确立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的法律地位同一些学者提出的维护
宪法权威、统一解释法令的描述含义基本上相同，所不同的是笔者是从
宪法解释对象的内在特征来认识
宪法解释的意义的。
对于
宪法解释的意义，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那些
宪法解释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的专家和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詹姆斯·麦迪逊在《论联邦制》第37篇中曾认为：“
宪法的含义应该是明白易懂的，但它被如阴雾弥漫一般的媒介搞得含混不清并令人生疑，而
宪法与人民的沟通恰恰又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1920年，霍尔姆斯在美国最高法院讲到：“当我们阅读构成法律规定的语言时，如美国宪法，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所涉及的是发展变化着的生活。这是再聪明的制宪者也无法预料得到的。”因此，一些
宪法专家和学者指出：“一个
宪法是固定的，但不是永恒的。”（13）“一个没有改变自身手段的
宪法便断绝了生命之源。”（14）
（三）
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关系
宪法解释无疑是一种广义上的法律解释，故
宪法解释的原则、方法、程序以及运作的一般原理皆服从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律。从
宪法解释的历史渊源来看，古罗马时就已出现较完善的法律解释制度。公元前5世纪，由于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导致了
十二铜表法的颁布。但十二铜表法法文难懂，且古代法实行严格形式主义，如果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错误及所采取的形式不当，必将招致重大损害。故当时就有神官团非公开讲授法律知识。公元前254年，平民出身的大神官康勒卡瓦士开始在公开场合讲解
法规、法条的解释以及法发现的方法，此举被视为法律解释的先端。（15）公元2世
纪至3世纪之交，学者辈出，罗马法进一步兴盛，先后出现过五大法学家（盖尤斯、
伯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莫迪斯蒂努斯），他们著书立说，对罗马法法文的含义进行讲解释义，其观点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尊崇，处于权威地位。在五大法学家去世之后，罗马皇帝曾颁布过引证法，明确规定，遇有疑难问题，成文法无明确规定时，要按照五大法学家的著作来解决。各家观点如不一致，取决于多数，相同则以伯比尼安的学说为准。
在罗马法时代，法律解释以学理解释为主，但学理解释又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学说解释是法源之一。当时，通过解释造法的事例很多。例如十二铜表法规定，家父三次出卖家子，该家子即从家父父权下获得自由。该规定本意旨在对家父以惩罚，使其丧失家父权。后经解释，家父欲使家子获得解放，可依该规定，由一值得信赖的友人做买受人，以要式行为假装三次出卖，成为一种解放方式。同时又对“家子”作限制解释，对于家女、孙男只须出卖一次。这样通过解释，使十二铜表法原来的规定变成一项崭新的制度。
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归功于自由主义法学运动的兴起。针对资本主义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和概念法学对法律创造的限制，以德国学者耶林（Rudolf Von Jhering）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法学派人物对概念法学进行讥讽和批判，强调法官在司法中的主动作用。在耶林的影响下，爱尔里希（Eugen Ehrilich）和康托罗维其（Hermann Kantorowicz）主张，法律每因立法者之疏忽而未预见，或情况变更发生许多漏洞，
此时法官应去追求活的法律，因而法官应有法律变更权能，应进行法的自由发现。法国科学学派的首倡者惹尼（Francois Geny）和撒莱（Raymond Saleilles）认为，人类创造的法律规范，难以尽善尽美，必然有许多漏洞，绝不应象概念法学那样仅作逻辑演绎，而应从法律之外去发现“活生生的法律”加以补充。认为法律应与社会并行进化，法律的安定性价值和适应性价值同等重要，法律解释必须调和二者。（16）
伴随着法律解释的兴起，
宪法解释也得到了发展。
宪法解释制度萌芽于英国，但成文
宪法的解释发韧于美国，并以“司法审查”为契机。
根据1787年美国宪法的规定，联邦
宪法并未专门授权法院解释
宪法，但
宪法的词句则为这种权力提供了充分的佐证。第一个动用司法审查权去反对国会立法的，是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1803年作出的著名的判决，即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判决，（17）该判决是在以下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联邦党人遭到惨败，但在卸任以前，他们任命了一批新法官。其中就有哥伦比亚特区的42名治安法官。即将卸任的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利用这个机会任命了42名联邦党人法官。但亚当斯的国务卿约翰·马歇尔却没有把委任状全部发出。当新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继任总统以后，他命令其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不许向其中的17人颁发委任状，其中包括威廉·马伯里的委任状。马伯里决定提起诉讼。他所依据的理由是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在法律制度和习惯授予的权限的范围之内……向在合众国任职的人员……发布法院的命令状”。（命令状是法院签发的一种要求具有法律责任的官员履行职责的命令）马伯里立即通过他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大法官们向国务卿麦迪逊发布一道命令状，命令他发放委任状。但最高法院的发言人约翰·马歇尔（当时已经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则认为，1789年《司法法》第13条与联邦
宪法第
3条第1款相抵触，因为
宪法本身把最高法院的初审权限制在“涉及到大使、公使、领事以及以州为当事人的案件”。由于马伯里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最高法院不愿意受理此案，尽管《司法法》第13条与
宪法相抵触。
那么，最高法院否定国会立法的权力是从哪里产生的？马歇尔的理由是，
宪法是法律，为了根据法律判决案件，法院有责任解释法律。最高法院有权，同时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
宪法作出解释，当然它的解释是有利于
宪法，而不是有利于其他法律。他还指出，
宪法授权法院加以实施的法律，是国会“与
宪法相一致的”最高法律（
宪法第
6条第2款）。同此，法律被作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加以实施以前，最高法院必须首先确定它是否与
宪法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