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代译序(四)
何怀宏
【全文】
四
无论诺齐克是证明最弱意义的国家，还是反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他都是根据权利立论的，而且是把权利作为一种道德标准，道德约束来看待的，他认为，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提供基础和界限，对人的道德规范也约束着国家。所谓正义，即由正当引申而来，既然他人侵犯个人权利是不正当的，国家侵犯个人权利也就是不正义的。国家在履行其防止偷窃、凶杀和欺诈等功能时没有侵犯个人权利，而且是保护个人权利，是作为正义的执行者行事的，但当它越出此范围，要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时，它就越权而侵犯到个人的权利了，因而就是不正义的。那么，权利为何可以成为一种道德约束和标准呢？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根据是什么呢？这种约束是不是绝对的呢？国家为什么也不能以统一、美好的社会理想之名干涉人们的生活呢？为什么人们对善的追求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而不能强迫呢？等等，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也是更具有伦理学特色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注意，诺齐克虽然把权利作为衡量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的根本道德标准，但他并不是把权利作为一种目的，即不认为国家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为目的，因为，如果坚持这种权利目的论，就有可能允许为使较大的侵犯不致发生而允许较小的侵犯，也就是说，目的能够证明手段，而放弃这种目的论观点，把权利作为一种对任何行为都始终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moral side constraints），就意味着不管目的、动机如何，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或行为准则都不是正当的。权利不是作为所有行为趋向的目标，不是要经过各种行为相互平衡之后达到一个不受损害的最小值，而是附着于所有行为之上，对行为本身而言提出的约束，即在任何行动中都勿违反这一约束。他人的权利确定了对你的行动的界限。不仅功利目的论是错误的，权利目的论也是错误的。显然，诺齐克属于伦理学中赞成道义论而非目的论的阵营。这对行为提出了一种更高、更严格、更普遍的要求，但这种要求也是否定性的，即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它不是要一个行为达到什么，符合什么很高的标准，而只是要它不违背什么，不侵犯什么。在意义上看，它又是起码的、基本的了，但它不允许辩解，不允许找借口，正当就是正当，不正当就是不正当，每一行为都概莫能外，不能从行为或其准则之外寻找托辞，包括不能以功利、福利为托辞。正当优先于善，权利优先于功利，这是诺齐克与罗尔斯都赞同的观点。但罗尔斯看来只把权利理解为基本自由──言论、信仰、思想、政治、人身及法治规定的自由，而诺齐克则特别强调对物品和利益的所有权也不能侵犯，故而他在一般用的"right"（权利）之外，特别用了一个更具有经济和法律意味的词"entitlement"（权利、资格）来强调这方面的权利。对"权利"的如此广泛和普遍的理解，再加上一种权利道义论，就对国家的行为构成了一种特别严格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