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认为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经济市场，保护州际贸易的顺利交易，对于维护联邦的生命力至为重要，因此在吉本森诉奥格登（Gibbon v。ogden ）案中，马歇尔依据自己的
宪法解释观对“州际贸易”这一
宪法术语作了扩大解释。他说：“制定我们
宪法的开明志士以及采纳它的人民，必须以文字的自然含义来表达他们的设想……所有美国人一致理解，贸易一词包括航运。对贸易---包括航运—的权力，是美国人民采纳其政府的主要目标。”州际之间的贸易扩展到“和国际、州际以及印第安部落”的贸易。同时因为
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贸易的权力属于一种制定规则的权力，它作为一种
宪法性权力，和授予国会的其他权力一样，这项权力可行使到最大限度，且除了
宪法规定之外，它不承认其他任何限制。[11]基于上述理由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判决：纽约州无权以州法律禁止那些具有联邦执照的汽船在其州内水道上行使。这些法案因违反联邦
宪法而无效。本判决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纽约州对航运的垄断，更在于开启了运用商业条款，维护联邦权力，适应国内工业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从而打破地方主义对商业流通的阻碍的新模式。另一方面，马歇尔和其他法官也认识到了各州对于联邦存在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本案中除了对国会调控州际贸易的权力确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外，马歇尔也承认了州政府可以通过检疫法律、检验需求和其他措施来增进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并允许各州通过警察权力条例对商业产生附带影响。这样，马歇尔又明智地维护了各州的
宪法独立地位。
此外，马歇尔还系统地提出了联邦权力在处理涉及州际贸易事务时应受到的限制这些限制除了
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和
宪法第
十条修正案之外，还应包括在民主程序下对国会的间断性政治监督。他在麦克洛克诉马里兰（McCulloch v.state of Maryland）案中说道：尽管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但在其行动范围之内，它却是至高无上的。这似乎是其性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联邦在是所有人的政府；它的权力受到所有人的委代；它代表所有人，并为所有人而行动。[12] 因此所有人有权通过控制措施保证其不被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