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法制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考诸吾国文化传统，法律向列道统之外，而属“器用”范畴。古人论君子，直言“君子不器”，故“讼棍”之徒、“刀笔之吏”、刑名师爷等皆为人所不齿、“君子”所不从。乃至科场取士，所重者道德文章，所轻者律文条令。难怪乎苏轼公开云：君子“读书不读律”。
何以如此？盖在古人言律，止为刑律。然刑之运用，等而下之之所为。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之，“德主刑辅”则理所当然。儒家一脉所追求者，为根本解决之道；而道家所求取者，较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以之类推，则“失礼而后刑”。刑之地位，为秩序构造诸方式之末端，运用之实为情非得已——为社会失道不治之举措。故道家一脉，蔑视一切建构秩序，坚执因任自然，清净无为；与民休息，戒绝刑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显见，此种以刑统法，刑、法一事的法律文化传统，常令法律为失道之象征，而非载道之工具。因之，倡导“依法治国”的法家一脉，每每遭致学者诟病。所谓“商韩之术”，为大权独揽、滥杀无辜之象征，也为学者口诛笔伐之对象。即便操作“阴法阳儒”之帝王们，也鲜见高擎法家大纛者。“虎视何雄哉”的秦始皇，即因操“商韩之术”，世人便忘其雄才大略，叱其“少恩而虎狼心”。此种“法律”，既为法理念之悲哀！更注定吾国法律学术之难伸！
实证之法既如之，则设置价值理想，寻求“道法”精神，批判法律现实，以补实证法之不足，便为学者使命。道家之精神宏旨，即在于斯。看目下人类相残、环境遭劫、物种渐稀、德性失落等怪现状，不由得令人念想起“道法”之精义，反思实在法之弊端，关注法律之承道宗旨。海德格尔氏何以关注道家、钟情老子，此可谓其缘由乎？
有鉴于斯，当下吾国关注法治之学人，对法律之道义使命、价值承当，常孜孜以求、期期以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还，法律学术之核心，侧重于此。举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博爱……之论述，皆承此意。近数年间，多有法学著作涉及“道”，即令在书名上，也径直用“道”的字样。如俞荣根氏之《道统与法统》、王人博氏之《中国的宪政之道》等。至于道家之“道法”及其对古典和当下法律之影响、镜鉴，虽有论者零星涉及，然系统论述，实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