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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从17世纪开始，“童年”（childhood）观念逐渐随着资本主义的勃兴而发展了起来。19世纪，美国改革者杰克索尼所倡导的“拯救儿童运动”开始蓬勃开展起来。“拯救儿童运动”兴起于北美国家，波及西欧国家，它对促进各国少年犯罪研究以及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引发了十九世纪末以降的欧美少年法院运动。到1925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克罗地亚、阿根廷、奥地利、印度、荷兰、马达加斯加、日本、德国、巴西和西班牙等国都为少年建立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审理少年犯罪案件的机构、组建了专门的少年司法工作者队伍、制定了专门的少年法。 而为少年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少年犯罪研究，当然的成为当时犯罪学研究的热点与重点，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学习西方为起点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外有强敌侵略，内则农村崩溃，国计民生日趋危殆，一般国民遑遑不可终日，而儿童亦多限于失教失养饥寒流浪之悲境” 。伴随着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的，必然是儿童权益的忽视和少年犯罪现象的增加。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全国学龄儿童，约有五千万，其未受教育之儿童，犹有三千万之谱。又依二十三年司法统计，全国在监囚犯有十二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名，内中少年犯人数，年有增加，二十二年度，犹不过三千三百名，二十三年度之少年犯，已突增至六千一百六十二名。失学儿童与犯罪少年，竟有若是惊人之数字，究应若何补救与防止，诚为当前首要之任务矣”。 《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三
《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包括弁言和九章内容，分述如下：
弁言。简要论述了少年犯罪现状和少年犯罪研究的价值、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写作本书的起因。赵琛在弁言结尾语重心长地强调：“尤望举国上下，一致努力，设法预防少年使其不至犯罪，岂仅数千待救之儿童，得受惠赐，即巩固国家复兴民族之基，亦端赖于是矣。” 这使笔者想到40年后《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79年8月17日）中的话：“青少年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长期巩固，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新的一代人的成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兴衰”。 这似乎印证了这样一个规律：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国家危亡或复兴的重要历史时刻，必然有有识之士意识到青少年健康成长，防治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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