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怎样革命的
李宇先
【关键词】法律 革命
【全文】
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等人通过翻译、介绍、移植，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嫁接到传统的中国社会，开始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历程。经过一个世纪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法律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告别了悠久的中华法系传统，走上了法律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这条道路的艰辛，中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和谐、美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缺乏足够的了解。
那么西方法律传统是如何形成的，法律又是怎样革命的呢？对此，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伯尔曼（Harold·J·Berman）在他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以及另一位现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泰格（Michael·E·Tigar）在他的《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分别作出了精辟而又深刻的研究。以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为主题，对大量的古代文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各自所追溯的西方法律渊源及其列举的重大事件基本相符，但是两人所反映的观念和得到的结论却大不相同，形成了两大绝对对立的观点，成为西方法制史研究上的一大奇观。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的主要论题，是被称之为法律体系的这个东西，在早期西欧各民族中是不存在的，只是到了11世纪末12世纪初以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制中被创立出来。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革命”，这个传统在后来几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断或者改造。他认为近现代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开始于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nryⅣ)发动的授教职权之争。1075年，格利高利七世发布了一个文件——《教皇敕令》，在该敕令中教皇提出了27条十分简洁的主张，主要内容就是要求皇帝和帝国的主教服从罗马教延。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拒绝接受该敕令，由此产生了全面政教冲突。这一争端导致对立双方对法理学的狂热研究并对西方古代法典的大量搜寻。1080年，《查士丁尼法典》的重新发现，1087年，欧洲第一所法学院在意大利波伦亚的创办，推动了整个西方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这场政教冲突的最终结果是，教皇和皇帝都无法维持他们最先的要求，双方在1122年达成了《沃尔姆斯协约》，从此，形成了宗教管辖权和世俗管辖权的分离、并存和相互作用的局面，这是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主要渊源。同时，导致了第一个现代国家雏形即教延的形成。使得教皇的权威达到了空前的地位，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最终导致了第一个西方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新教会法”的形成。历代世俗政治体都效法了这种法律制度并导致了王室的、城市的和其他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伯尔曼在该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的历史，对日尔曼民俗法与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渊源是早期通行于西欧各部族的日尔曼民俗法。他介绍了西方法律传统在教皇革命中和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和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认为基督教宗教理想是了解西方法律传统的关键。伯尔曼在回顾了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新的法律科学和新的法律体系的诞生和发展之后，介绍了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他认为，世俗法律是植根于教皇革命中对抗势力之间的斗争，由于新的教会法是单一的而世俗的政治体制则有帝国的、王室的、封建的、庄园的商业的和城市的，因而世俗的法律体系也就有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商法和城市法之别。
伯尔曼在他的研究中，将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用于解释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基督教会和神学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提出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过程中是由六次伟大的革命促进形成的。这六次革命是俄国革命（1917年）、法国革命（1793年）、美国革命（1774年）、英国革命（1640年）、新教改革运动（又称德国革命，1517年）、教皇革命（1075年），指出西方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最终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但是法律体系最终仍然保持在该传统之中，在整个社会转变的前后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或者大大修改了的法律制度。教皇革命则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法律革命，它是反对皇帝、国王和领主控制神职人员的革命，旨在使罗马教会成为一个在教皇领导下的独立的、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实体的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产生了西方法律传统。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作了初步概括，提出了其10个基本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四个特征是：1.在法律区别于政治、宗教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其他科学的意义上，它仍然是相对独立的。2.法律仍然交由专业的法律专家、立法者、法官、律师和法律学者培植。3.在法律制度被概念化的地方，法律培训中心仍然是兴旺的。4.这样的法律学问构成一种超法律的因素，通过这种因素可以评估和解释法律制度和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