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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干扰，“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范式却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伪科学，因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意识给悄悄地阉割了。当然，这不仅要归因于自由主义，而且也要归因于社会科学本身。正因为是一门科学，无论是基于客观主义的实证科学，而是基于主观相对主义的解释学科，都无法处理诸神之争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因此，社会科学就只能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切割掉才能保持自己的科学完整性和自主性，本书的第九章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批判苏力的理论就是希望用社会科学规范来切割掉隐藏在苏力背后的国家政治意识，用微观的权力技术将这些政治的剩余物清楚掉，而驱除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科学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呢？
无论经过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处理，而是经过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处理，国家都变成了没有政治主体意识的程序性法律机器，市民社会也成了没有公民政治意识的市场或村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阉割政治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与其说反映了社会科学自身的要求，不如说反映了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形态：欧美政治科学中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实际上是对东欧政变和苏联解体的政治反应，因为这是自主性社会瓦解国家、自由市场瓦解政治的客观证明；在此影响下风行美国汉学中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不过是解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这种解构运动也在指向历史的终结；而台湾市民社会话语的流行不过是主张台湾本土草根社会独立于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统治而已。我们的国家与社会范式在理论渊源上与上述三种理论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我们才能看清楚，阉割政治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究竟在阉割谁的政治意识，因为作为工具的自由主义不可避免的是国家政治意识的工具，而且往往是强势国家对付弱势国家的政治工具。
正是基于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使得我们将“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区分开来，国家转型是国家基于政治主体意识而进行的治理转型，而“社会转型”其实国家转型的一部分，是服务于国家转型的政治任务。正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压力引发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才导致了国家政权建设下的社会转型，国家才会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治理（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全能国家的转型才导致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政府推动型改革”，是国家在推动社会的转型（本书第四章）。离开国家转型的背景，我们其实无法真正理解社会转型。用人口、自然环境、技术等变量来理解社会转型无疑是舍本逐末。
但是，国家转型不仅要从治理技术意义上理解，尤其要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国家转型的动力来自国家的政治主体意识。晚清以来的国家转型必须放在中西文明撞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撞击实际上是两种文明在中国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而1980年代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也必须放在“开除球籍”的政治意识中来理解。从晚清以来，中西文明问题之所以是中国学人思考的核心所在，恰恰证明了中国人传统的国家政治意识。而如今，中西文明的问题变成了文化多元主义下的地方性知识问题，足以表明中国学人国家政治意识的丧失。如果没有这种国家自主的政治意识，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全能主义的国家，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所有这些对社会转型发生重大影响的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变实际上围绕国家的政治意识展开的，这个政治意识就是晚清以来的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何让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真正站立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什么时候采取人治、什么时候采取法制、什么时候使用政治动用、什么时候使用法律技术、什么时候采用计划、什么时候采用市场，都是由国家的政治意识决定的，是有国家在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根据具体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判断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程序主义法制、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获得天然的正当性，它们与政治运动和国家计划一样是国家政治主体意识所选择的治理技术。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威权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普适主义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必须取决于国家在特定政治形势下做出的政治决断。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政治原则高于一切，并决定了一切。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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