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相对主义的根基上如何建立政治权威秩序呢？本书第一章讨论的国家转型足以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在本书中，传统帝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被理解为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转型，但是，这种合法性转型中的政治权威意含并没有展现出来，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的政治意含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化”方法或者技术的转变，由此将人民主权和宪政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合法化技术。合法化的政治“权威”无形中变成了一种合法化的政治“权力”，政治变成了没有“权威”意含的赤裸裸的权力，由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重建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政治自觉上面，而是建立在社会的认可上面。而“人民”与“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含。正因为如此，国家的转型仅仅意味着一种国家治理技术从“儒家模式”向“法家模式”转变（参见本书第一章），而不是政治权威秩序的全面转型；现代法制的兴起也不过意味着国家治理技术的转型。（参见本书第四章）
这种政治技术化的倾向来源于对“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理解。在本书中，“公共领域” 变成一个相互妥协、相互交涉的领域，由此成为一个没有公共性的技术领域，一个纯粹的程序性领域。国家转型由此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程序性领域中相互妥协和交涉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革命”也同样被理解为一种程序性技术。这实际上将“革命”等同于暴力的使用，与土匪的“暴乱”、民众的“造反”等量其观。因此，尽管本书无意解构“革命”，但是，这种对政治进行技术化的程序性理解，无疑打消了“革命”的政治意含。否定革命自然会成为这种程序主义技术政治的结果。正是在这种程序主义的技术政治观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二十年多年来解构中国革命种种努力（包括最近史学界以袁世凯的宪政来批评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真正理解“告别革命”究竟要告别什么。由此，程序主义成为在相对主义基础上建立政治秩序的法宝。“程序正义”成为“法治”的代名词，中国的法治秩序只能依赖程序性技术建构起来，而不是依赖国家的政治秩序确立起来，因为在这种程序主义的原则之下，国家的政治已经被行政程序所吸纳了，“行政吸纳政治”的治理模式取代了共和政治。
自由主义的法律观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必然导致这种程序主义的法治观和行政主义的政治观中。然而，程序技术如何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上为政治奠定合法性基础？或者说程序技术如何确立政治秩序的“权威性”或“正义性”？在这一点上，抛开实质正义的程序正义必然会陷入到矛盾之中。“程序正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工具合理性无法产生实质合理性。“程序”无法为程序本身提供正义基础，就像法律本身无法为法律程序提供正当性基础一样。程序本身的正义基础必然是先于程序或者处于程序的外面，至于这个基础是人人绝对平等的“无知之幕”，还是开天辟地的“革命”，倒是有待讨论的。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本身的政治意含：“革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的正义性诉求，解构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在解构中国政治的正义基础。而一旦中国革命的政治正义基础丧失了，国家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正义基础的暴力机器，变成没有公共性基础的法律建构。而其根源是因为构成这个国家的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不是具有国家伦理意识的国民，而是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因此，正如理性人不能提供一个国家所需要的公民一样，单纯的“为权利而斗争”也不可能确立政治的公共性，程序主义的法制技术不可能确立国家政治秩序的正义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