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刑法理论认为，在聚众犯罪中，都存在“在场助势者”。所谓“在场助势者”，是指参加聚众而于聚众实施犯罪之际，张大声威的行为人。“在场助势者”虽然不能与下手强实施暴胁迫的情形相提并论，然而聚众所以有暴行的实施，同时暴行之所以趋于变本加厉，“在场助势者”的助势行为也是不可忽视的。关于在场助势的方式，法律并没有特别的规定或者限制，无论是摇旗呐喊，还是打锣示威；是散发传单，还是口头声援，都可成为助势行为。然而，在所有聚众行为中，以助势行为最缺乏犯罪性，而对于行为人而言，亦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犯罪意识。这是因为大多数的在场助势者由于偶然的机会加入聚众的行列，对于聚众的行为可能缺乏正确的认识，再者他以口头助长聚众的声威，未必出于认真，更不知其行为所引起的利害关系。由此可知，在场助势者多是偶然在场，附和他人的吆喝，却并不一定想动手实施强暴胁迫。
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和
刑法理论没有“在场助势者”一说，与之相适应的当属“其他参加的”这一概念。所谓“其他参加的”，是指在聚众犯罪中，随大流者，随声附和者，其主观心态并不积极，主要起壮声威的作用，实质上是一般的参加者，其作用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刑法理论所谓“在场助势者”相仿。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在分析认定聚众犯罪的主体时，必须充分认识到，由于犯罪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行为人也会随着其在聚众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发生身份的变化，因此，在上述四类犯罪主体中，可能存在着身份上的互相转化或者包容的问题，如原来是“其他参加者”，而随着犯罪活动的发展，他也可能成为“积极参加者”甚至“罪行重大者”或者“首要分子”；也可能会出现最先是“罪行重大者”、“首要分子”，而后来则变为“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甚至会退出整个犯罪活动。对此应当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认定，对于由轻度行为实施者如“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向重度行为实施者如“罪行重大者”、“首要分子”发展的，应当以其后来的重度行为实施者即“罪行重大者”、“首要分子”来认定；而对于由前述重度行为实施者向轻度行为实施者发展的，则仍然应当以其重度行为实施者予以认定，但是对其行为向轻度方向实施者转变这样一个事实，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地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