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法律依据来源于英国《1987年银行法》的第39条和41条规定。《1987年银行法》第39条规定，监管机构有权聘请专家对商业银行的某些特别事项进行专项的调查和检查，并将结果报告监管机构。1997英格兰银行还发布了《银行内部控制和第39条程序》（Banks Internal Controls and Section 39 Process），对第39条程序作了细致缜密的规定。《1987年银行法》第41条规定，当监管机构对某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或管理业绩产生怀疑时，它可以委托审计师、律师或其他商业银行，对该银行进行调查。
第39条和41条程序都是外部监管机构发起的外部审计程序，其审查的内容也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密切相关，但二者仍存在以下一些区别：
(1)受托审计的主体不完全相同。第39条程序是由监管机构委托专业的中介机构（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对银行内部控制问题进行的审查，但明确排除了曾担任被审计银行审计师的会计师事务所；第41条程序的受托审计主体范围要宽泛得多，包括审计师、律师甚至其他商业银行，因此第41条程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计（audit），用调查（survey）或检查（inspection）可能更恰当一些。
(2)审查的范围不尽相同。第39条程序的审计范围有很强的针对性，一般针对银行既往的审计师所未审计出的问题，或者有意隐瞒的风险弱项进行审计，属于风险检查的范畴；第41条程序则主要检查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管理业绩问题，基本上是一种合规性检查。
(3)被调查的对象范围不同。第41条程序调查的对象外延广于第39条程序的调查对象，依据第39条程序只能调查银行本身及其分支机构（包括海外分支机构），第41条程序的调查对象除了涵盖上述范围外，还包括银行的控股母公司及其持股20%以上的子公司。
(4)二者的费用负担不同。依据第39条发起的调查程序其费用由被调查银行支付，而第41程序的费用则由监管机构自负。这主要是因为第39条程序是一种风险检查，是在确证银行在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或其他问题上存在缺陷的基础上而进行的针对性检查，其目的是为了纠正银行的错误，弥补银行的管理缺陷，因此费用应由银行自身负担；而第41条程序是一种防范性的合规检查，其发动的基础是监管机构对银行流动性和管理业绩的怀疑，不需确凿证据加以证明，其发起基础本身就不牢靠，是监管机构为履行监管职责而主动发起的检查程序，因此费用应由监管机构承担。
3、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无论是法定审计还是特殊审计，审计师应当与被审计银行讨论他们所发现的问题，以增强审计结论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审计工作完成后的3个月内，审计师应将审计报告和银行管理层的意见提交监管机构和银行董事会。银行管理层的意见书除阐述其与审计师不同的看法外，还应阐述其整改或补救的具体措施。
英国的监管机构并不希望审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使在银行总体处于稳健经营的情况下，监管机构也希望审计师能够列示银行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应关注的问题，以帮助监管机构判断银行的内部控制和财务记录是否健全，银行是否在某些方面未达到审慎经营的要求，等等。英国监管机构这种看似“求全责备”的作法，在实践中对银行改善内部控制发挥着重要的“拾遗补漏”的作用。
在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存在以下严重问题时，审计师必须作出否定意见（adverse opinion）的审计报告：
(1)被审计银行严重违反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如违反信贷决策和担保程序放贷、违法分级授权体制从事业务等；
(2)日常的经营管理系统和记录无法保证银行的审慎经营；
(3)管理系统或记录存在严重的弱项，有造成银行重大损失的可能；
(4)由于银行的原因，审计师无法对银行的内部控制作出评价或提供意见。
对于上述问题，审计师除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之外，还应及时将具体情形报告监管机构，以使监管机构在第一时间判断问题的性质和严重性，并采取应对措施。
4、监管机构、审计师和银行的合作商讨机制――三方联席会议（trilateral meeting）
三方联席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三方指监管机构、审计师和银行，联席会议由监管机构召集，目的是为审计师和银行提供直面交流的机会，以使审计师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反馈给银行和监管机构，同时在监管机构的压力下敦促银行尽快采取整改措施。三方联席会议中监管机构并不作为高高在上的监督者出现，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审计师和银行进行交流，并以“道义劝说”和“君子协定”等非强制性手段敦促银行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同时，三方联席会议也是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平台，监管机构可以通过会议了解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审计师可以借会议获取的信息核实或修正自己的审计结论；银行可以充分了解自己的风险弱项和管理缺陷，并就改进事宜与监管机构和审计师展开充分磋商。
三、中国商业银行内部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的内部监管问题并未引起监管者和银行管理层的足够重视，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仅局限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层面上，并没有从规则、制度和观念上付诸实施。随着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银行业的运作格局和经营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单纯依靠外部监管已无法适应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跨国银行发展的要求，因此近几年无论是监管者还是银行自身，都认识到内部监管对银行稳健经营的重要性，为此监管机构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提出了框架性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文件是200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