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国外立法不作为的应对机制的借鉴
立法活动事涉人民权利的保障，宪政秩序的发展。立法者的立法不作为必须寻求机制上的预防及补救措施，以使因法律缺位造成的权利保障无规范可依以及使规范侵害权利的状态趋于消灭。
立法机关是合议机关，立法决策是民意代表综合意志的结果。随着文明的进步，政治活动的规范化，立法机关民意代表的选举制和有限任期制的施行，这无疑是对立法者在有限时间里要有所作为的鞭策。增强代表意识，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坚定伦理信念，更重要的是强化代表的立法不作为的责任机制的建立是督促立法者积极作为的有力措施。立法不作为还有原因就是因为立法机关内部因党派利益或其它利益之争而导致法案不能及时通过，造成懈怠。所以对消除立法不作为而言，民意代表在立法机关内部转变立法角色，抛却狭隘的局部利益代表观念也是减少立法不作为现象发生的一种可行考虑。但如果立法不作为发生后如何寻求消除立法不作为的违法状态以及对公民权利损害进行救济可以考虑以下途径。
（一）
宪法诉讼
在各国相异的宪政体制下，就立法不作为自身违法状态的消除而言，各国有不同的实践。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英国基于“国王不能为非”及议会至上主义，虽然有立法上的消极怠惰，却不存在对立法行为的审查。美国虽也有立法怠惰的可能性，但因为美国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司法机关不愿让立法者凌驾其上，即使有法令依据，法官判决时总引用相关判例来来证明判例足资适用，因此美国较不会发生立法不作为的现象。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在极早期的判决中对人民是否有因立法不作为而以权利受侵害为理由提起
宪法诉讼，进而依
宪法诉讼程序要求立法者为一定立法行为之权利持否定意见。认为这样会削弱立法权，这是基本法所不愿看到的。后来联邦
宪法法院对此见解作了一些修正认为若基本法对立法者有一个明确的委托而该委托对
宪法义务的内容范围已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则人民可据而提起诉讼。但法院也严格恪守权力界限拒绝对立法权进一步的介入，考虑了自己作为
宪法解释机关并无制定政策的能力才会诉诸“道德力”希望立法者有忠诚合作的义务，避免利用扩充解释来介入立法权的运作，因而让立法者对立法作为何时如何作为有自行决定的权利。针对立法机关的立法不作为的审查，日本学说以肯定说为通说，实务则认为涉及权力分立理论与司法审查之界限而持否定说。[16] 但2001年5月11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就麻风病公案作出判决，指出国家依据《癞预防法》实施的隔离政策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权，助长了歧视和偏见，国会议院未修改或废除《麻风预防法》隔离规定的立法不作为中存在
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性。这一判决说明了对立法不作为的司法审查实例已经在日本出现了。
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宪政体制,立法机关在整个权力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立法行为的监督完成在权力机关体系内部，司法机关无权对立法行为进行审查。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可以对‘不适当’做扩充解释，让它包括因为事过境迁需要修改或废除不适当的法律。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因不作为而不修改或废除，全国人大可以代行改变或撤销。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某事项不立法，可救济的方法全国人大代为立法。 但实践中全国人大立法成本过高事实上降低了这种救济方法使用的可能性。倘若全国人大自身怠惰救济方法如何，谁来监督全国人大，目前受制于宪政体制的束缚，这一监督只能靠其自身来完成。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救济尚须进一步的探讨。
(二)行政权的回应
在面临立法不作为的情况而导致无法可依的困境下，行政权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以弥补因法律缺位而导致的权利受侵害或权利无法得到保护的状态。1、在不作为将对生命、健康或其他重要的权益产生难以回复的重大损害的紧急情形，无待法律授权，行政权原则上即有权发挥其行政紧急权限，采取必要措施。从世界各国紧急状态立法实践来看，行政机关紧急权的规定比较详细。一般来说紧急权宣布紧急状态、确认紧急状态和颁布紧急指令或法律等等几个方面[17]。在因立法不作为而导致的法律缺位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颁布紧急指令来处理紧急情况。不过，紧急权制度绝非法治国家之常态。所以期待以紧急权制度来取代立法者作为的构想，理论上虽然有可能性和合法性，但绝不是完善和妥当的措施。2、依不同位阶的法从低到高优先适用，在低位阶法（法律）从缺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补充适用高位阶的法，即
宪法，特别是
宪法中基本权的规定。比如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尚未制定的今天，对公民阅览卷宗、表达意见等等的请求，除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行政机关不得以无法可依为由拒绝，应上溯到
宪法的基本权规定允许其请求。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并未得到实证的肯定，一旦立法者怠于职守，不将
宪法权利法律化或以立法取消
宪法基本权利，公民基本权利何谈保障。所以赋予
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使公民可以直接依据
宪法寻求保障也是补救立法不作为的一种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