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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委托”理论在魏玛时期，就立法者履行
宪法义务而言只是一种纯粹的宣示性质。但是这时
宪法的实际拘束力却微不足道，因为当时的
宪法目的依当时的
宪法思潮并不能积极的规律、指示立法者之作为。德国基本法成立后立法者和
宪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立法者受到合宪秩序的拘束，立法者和
宪法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如魏玛
宪法时期那样将
宪法视为立法者所用。
宪法和法律的位阶性获得了实证的肯定，魏玛时代盛行立法者是民意的代表，立法者原则上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拘束，拘束立法者的只有靠立法者坚定的伦理确信。这种立法者主权或者立法者自主权的理念已经受到了检讨。将
宪法规定视为单纯的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这种认识已经和基本法精神不相符合了。尽管学界对
宪法委托的概念以及其分类仍是纷纭莫定，且
宪法委托仍是一个在继续发展的学说。但是对于
宪法的法律性质学界倒是一致认为
宪法予立法者一个有拘束力的命令以贯彻
宪法的理想，因此
宪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立法者的政治或伦理的呼吁而是一个有强制性的义务。
宪法对立法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现代
宪法的典型特征，立法不作为需要承担
宪法责任已经成为共识。
立法不作为并非实定法上的名词，而且在公法学上也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概念。学者在使用该词的时候往往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有学者认为“所谓立法不作为是指依
宪法秩序，尤其是构成
宪法秩序之基本原则得以确认就特定事件甚至某特定法律生活领域之为全体，因欠缺实证法规范致不能据之而为符合
宪法秩序所要求之规范。换言之，基于
宪法秩序所要求而具有特定内容之法规范之欠缺即为立法不作为。”[3]笔者认为这一认识仅将实定法意义上的法律缺位笼统的认定为立法不作为，只是考虑到客观上实定法规范的有无，而未考虑引起法律缺位的原因，即立法者是否负有作为义务不清楚。我们知道对于负有
宪法义务的立法者来说如果不履行
宪法义务将会承担
宪法上的责任。而如果立法者并没有
宪法上的义务指示，那么他的‘消极懈怠’就不承担
宪法上的责任，最多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而且从‘法规范欠缺’这一表述中可以推知所采“立法”概念仅为狭义上的立法，只包括法律的制定，而不包括法律的修改和废止，因此未能揭示立法不作为的全面含义。也有学者认为“立法不作为是指
宪法课与立法者立法或修法的义务，立法者无正当理由而不履行该作为义务，由此构成的立法者的怠惰称为立法不作为。”[4]这种认识也不严密，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应以特定损害为构成要件，否则立法不作为的认定过于宽泛，在对此行为救济标准上就会难以掌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应包括以下三个构成要素。1、立法者负有
宪法课与的立法义务 2、立法者在主观上有不作为的故意3、立法者的消极懈怠造成了特定的损害。限于篇幅本文第三部分只对构成立法不作为要件之一的立法义务以及义务履行期限进行分析，另外两个构成要素容再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