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判决书”事件的解读
杨涛
【关键词】 “拍卖判决书” 思考
【全文】
“拍卖判决书”事件的解读
杨涛
据报载，近日，71岁的黄梅雪来到广州天河区宏城商业广场门口，要当街“拍卖”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黄老先生说，如果有人能为他讨回5万余元的工资，他愿意拿出其中2万元来酬谢。工资，顾名思义，乃劳动力之对价，劳动者赖以养家糊口之生计。黄老先生自愿如此，个中的辛酸可想而知。
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建立配合得力、运转高效的执行体制，目前以高级法院为基点的关于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体制也已基本形成，甚至许多法院都建立了执行局一类的专门执行机构，但“法律白条”仍不时出现。黄老先生“拍卖”判决书一事便是这种困境的真实写照。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老先生的“拍卖”，确有其合理的成分。试想，一张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判决书，在当事人眼里无异于是一张废纸，如果将其拍卖，能部份收回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拍卖判决书是一种违法行为，将对司法的权威产生硬伤。依据《
拍卖法》的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而民事判决书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作出的权威结论，是公权力对私权纠纷的一种确认，体现了公权的尊严。非经法定程序，由司法机关变更或撤消，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改变，这是法治社会要求法院作为纠纷的最终裁决者的起码的底线。当然，判决书所涉及的标的是当事人可以自行处理的私权性质的债权，但由于公权力已经介入并作出了确认，私权自治的原则要受一定的限制。此时黄老先生可以放弃或减少债权，但要转让必须由司法机关依法加以确认，否则受让人就不是适格的主体，其无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也不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除非，黄老先生的债权已经实现，判决书得到执行，公权力的权威得以昭彰，其所获得的财产又进入了私权领域，这时才可再次行使自由转让的权利。
在笔者看来，黄老先生在法院执行的大门关闭后要使生效的判决中确认的债权实现，出路不在于“拍卖”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而是可以以有偿的方式要求他人帮助其实现债权。因为这不涉及对判决的变更，而是产生新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其私权意思自治范畴，并为法律所允许。途径有二：其一，委托律师代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居中调解说服债务人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等形式，在债权实现的范围内给予按比例的提成。但是不能委托非律师的公民代理，因为按照司法部的相关规定，非从事律师工作的公民不能够从事有偿的法律服务。其二，发出要约，要求他人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使法院能得以执行，同样是在债权实现的范围内给予按比例的提成。此时，受要约方可以为任何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