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元年与制度维权
鲜江临
【关键词】制度维权
【全文】
2003年，被喻为“权利元年”。历史称谓，总是由大事件烘托和标记的。形成“权利元年”标记性的法律事件，显然首推孙志刚案及其引发的废法事件。孙案涉及公民迁徙自由、人身安全、公权制约、违宪审查一系列法律问题。其中核心问题，可概说为人权保护问题。 2003年是人权事件突出年份。
公民人权被侵，通过国家声张权利，本身并不鲜见。为何孙志刚一案，就引发出了一个“权利元年”？孙案具有如下特征：1、孙案是人权案件；2、是社会集体共鸣的人权案件；3、是社会与不当权力行使，展开文明抗争的案件；4、是国家政治积极、和平回应的人权案件；5、是引发制度改良、集体人权进步的案件。上述因素累积，导致孙案成为显著的人权事件。但是，如果没有国家政治的“执政为民”新政方向出现，包括如果没有无常萨斯对新政的烦扰，完全可以提出另一种假设：孙案在媒体的曝光部位，即失去了声张机会。
不可否认的是，2003年国家政治发生了代际更替。政治更替总会与社会形成一个蜜月期间。人权递进，与2003年国家政治更替是相关的。大获好评的“执政为民”新政，叠合了“界定权利的时代”（沈岿语录）。2003年的人权飙进，事发于“新政元年”。新政元年，是一个蜜月性的概念，蜜月带有较多偶然因素。政治蜜月，往往具有温柔的品性。1949、1978，分配土地、民主议政；科学的春天、充满希望的年代，也很甜蜜呢。2003，中国人民再次享用政治爱情，沉入对新政的迷恋。虽新政表现是杰出的，蜜月是甜蜜的，但也是让人生疑的：“明天，甜蜜还在吗？”蜜月过了，才是真正的生活。
“权利元年”，暴露了“孙大午”、“区域性不当司法”两种一直潜在的、关联的现象，即公民法律权利弱势与国家司法权力的扩张。它们分别提示了现存权利和权力，典型的存在方式。“区域性不当司法”，目标在于侵犯孙大午一类产权所有人的权利。随着司法行为经济化，部分贪婪的公权行使者，盯住了企业家的钱袋；进而不断动用司法力量，以正式司法的名义，对企业家的资本权利进行要挟。这种“故事”，开始频繁出现在“某县”、“某市”，或者“某区”。“人民币是现实的，人权是飘渺的。”地域性权力行使者，是不会理会国家政治大局的，是会充分运用掌控的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现象，是可实证的，已经愈来愈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