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保障权利中的不平等，参见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姜峰：《论我国宪法中人权条款的直接效力》，载《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见高默波：《人权：如何叙说？》，载《读书》2001年第七期，第72页。
作者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国内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1.供述义务与保持沉默权的冲突；2.户籍管理法规与平等权和迁徙自由的冲突；3.劳动教养法规与人身自由和司法权利的冲突；4.特许制对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限制；5.
工会法对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的限制。详见王德志：《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立法的比较》，载《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59~63页。
也正如前文提及的，作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的
宪法在司法活动中发挥直接效力是最近的事情，作为公民权利保障书的
宪法不能作为公民在法庭上可以引为依据的文件，实为
宪法的悲哀。
1972年他在斯特拉斯堡人权国际协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一项人权的发展权》的演讲，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所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然与生存权、发展权相联系。见米兰布拉伊奇：《国际发展法原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4页。
韩德培、李龙编：《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64页。
国际人权文件主张或者反对某种权利观念，不是我们作理论探讨的指导，它们只是作为我们讨论的对象而非讨论的前提存在。
非统组织文件CAB/ LEG /67 /5，第4页。
西奥·冯·鲍温：“人权和发展，联合国的经历”，福西塞：《人权和发展》，麦克米伦1989年版，第124页。
真正的发展恐怕只能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及维护个人自由来实现。自由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已经为诸如亚当·斯密、约翰·密尔、哈耶克、弗里德曼夫妇等众多的思想家论述过了。
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第124页。《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就是由第三世界的这种外部自决理论产生的。
参见夏勇：《研究乡民的公法权利 》，载《读书》2000年第4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79年3月2日以决议]形式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并指出：“发展机会均等，既是国家的权利，也是国家内个人的权利”，明确把发展权的主体包含进了国家及其组成成员个人两个部分。
